谈面子管理的哲学与艺术.docVIP

　　谈面子管理的哲学与艺术 　　摘 要：管理哲学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孕育着多边主义的思维方式。选取文化研究的途径，将“面子”作为中国管理环境分析的一个维度，从中国人“面子”的行为本质、运行机理、内在动因、功能效果、文化本源五个方面探讨“面子”文化情境下的管理哲学与艺术：管理者要善于“印象整饰”，选择有利于良性互动的管理风格和调控策略；要掌握“迂回之道”，化不利为有利，变危机为生机；要学会“给人以求”，实行情感管理、生涯管理和民主管理；要灵活运用“面子”的规范作用对组织进行整合与激励，采取措施谨防组织中的“面子功夫”；要积极引导和建设具有现代精神的组织文化，纠正虚伪、狭隘和不公正的“面子观”，通过文化管理促进人与组织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面子文化；管理哲学；管理艺术；印象整饰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管理哲学，就是规定和诠释这种科学与艺术的“黄金法则”。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要想给“哲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恰恰是最不哲学的。那么，到底怎样的管理哲学才能真正符合哲学精神呢？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使我们得到以下启发：首先，管理哲学中孕育着多边主义的思维方式，管理者既需要从多种科学的交叉中汲取知识和技术的养分，也需要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通过多维、反复的思辨和训练来获取管理哲学的精髓。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哲学正是在“价值判断”（即what should be）与“事实判断”（即what it is）这对矛盾的对抗与统一中形成并发展的，它的魅力就在于科学与艺术的相映生辉。另一方面，从管理学的生态理论和权变观点审视，管理哲学是一定管理文化的产物，同时它又为管理实践提供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基础。美国的管理哲学与中国的管理哲学一定有所不同，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文化的差异性，因此，文化研究就成为当前管理哲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他希望，不仅要从各国社会中“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型”，而是要发现“具体典型。”[1]因此，国民性和典型文化的研究对管理哲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早在1894年，明恩溥（英文名为“史密斯”）就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将“面子”视为中国人的首位特征。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如胡先缙，1944/1988；黄光国，1988；金耀基，1993；翟学伟，1995；韩少功，2001），中国社会是一个讲“面子”的社会，“面子”是中国人典型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现象。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和管理组织中形形色色“面子”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价值、个人目标之所在，以及人情、“面子”对组织发展和管理实践的正负意义，最终获取具有文化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管理哲学。 　　 　　一、印象整饰——基于“面子”的行为本质 　　 　　“面”从字面上理解，是指物体的表面或人的五官外形。《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面子”，其一指体面，即表面的虚荣；其二指情面。据人类学家胡先缙的考证，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面子”开始具有地位、名誉的完全意义。 　　“面子”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有品，但是西方社会很少有像中国人那样浓厚的“面子意识”[2]。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脸面”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3]。 　　从行为本质上看，“面子”是主体为了获取特定的社会资本，同他人发生的社会互动或交换行为。“互动”强调了“面子行为”的情感性的事实，比如爱、尊敬、信任、协作等，也就是戈夫曼所说的“戏剧舞台上的戏剧表情”[4]；“交换”则强调了“面子行为”的工具性的目的（即获取需要的社会资本），如财富、信息、契机、权力等。正因为社会资本独立于个人，只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因此人们在平日用互赠礼物、拜会访问、互帮互助等方式建立并强化良好的人际关系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为管理者进行哲学思考提供了原理性的支持：在面子文化的互动情境中，管理者更要主动运用“反控性原理”，主动发挥“印象整饰”的积极作用，按照组织成员和目标群体的期望和赞许性标准，不断塑造和调整自己的形象，以达到影响和调控对方行为的效果，最终实现人与组织的和谐发展。从管理角色和管理技能的视角看，管理者是“面子”互动行为的中枢神经，是新型互动关系的倡导者、引领者和建设者。因此，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人际互动的技术，还要有主动精神和权变能力，根据不同的情境作出准确判断、积极回应，以选择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