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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四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作者：郭辉东　　一、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九江”，为一汇合湘、资。沅、滇四水及荆江分洪水流，向北流入长江的巨大湖泽。－（禹贡·荆州记载“九江’在荆州境内，而且水势十分浩渺。（山海经·中山经）记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法沅之风，交滞湘之渊，‘九江’之间。”（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瞰，酉环之，入洞庭下，一日东南‘酉泽”’；“沅水出象郡谭成西，东注江，入下隽酉，合洞庭中”。　　古时洞庭素有九江之汇的称呼，沅、渐、抚、辰、淑。酉、澄、资、湘合为九江。“九江”究竟指什么地方？历来存在争论，汉魏以来至宋代以前的学者有各种解释。宋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论证了（禹贡》中的“九江”即今日的洞庭湖，从而成为定论。湖北黄梅及江西九江等古代并不属于荆州范围，而在扬州境内。（水经》称“九江地在长沙下隽西北”，今人考证下隽县在今湖南泪罗、岳阳之间的新墙河口，证明九江即洞庭湖无疑。　　先秦两汉时期大江的上荆江段南通洞庭湖的情况，可以从当时许多文献中得到证明。建国后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为战国楚怀王六年所作，其舟节铭文记载鄂君船队西南航线为：“上江，入湘，……入资、阮、渣、油，上江、庚木关，庚鄂”。表明当时水上航行能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经过资水、院水、渣水和油水各入湖水口，西北可通今沙市附近的庚木关及楚都部城。这也证明今松滋、公安县境内的右油木（上游为诡水）也是南流入湖的。战国屈原的《九歌·湘君》中说：“沛吾乘兮桂舟”，“吾道兮洞庭”，“望洋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表明由洞庭湖中舟行，一由港水下游经荆江南岸的“法阳”（今湖北沙市与公安问），可以进入长江。（楚辞·哀盼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是记段都王室百姓“方仲春东迁”，“去故乡而就远”的逃亡路线，其舟行方向与（鄂君启节）和（九歌·湘君）中记述的相反，都一致表明当时荆江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做国策）、（史记）和（水经）等文献记载表明，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接纳四水及荆江分洪的水系格局，与目前相似，而且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战国策》和（史记）记载，战国末年，秦国准备进攻楚国的黔中郡，派“汉中之甲”，乘船经巴水、西汉水（嘉陵江），沿长江出峡，“四日而至五清’。（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77年，秦派 22蜀郡太守张若起兵攻楚，即按上述路线，略取楚国的“江南”之地，设立属秦的黔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 219年秋秦始皇南巡欲往衡山，因在洞庭湖遇风浪“几不得渡”，只好半途而返。（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江水之始于服山也，可寨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起波涛，舟航一日，不能济也’。记述全国水道的（水经）一书，对湘、院法水均直接称“入江”，仅资水载明为“东与沉水合于湖中，东北人江’。但都道元的（水经注）则称：“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并称“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水面和具体湖周界线，目前从文献记载中难以精确考证。依据湖区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湖区腹地绝大多数新石器时期文化层至龙山期中断，表明从距今4000 年前，洞庭湖的水面扩大，直到秦汉时期，湖区腹地很少留下什么文化遗址或墓葬。秦汉时期已在湖区边缘地带广泛设县，而湖区腹地平原水网区当时都没有设置一县。至于人工围湖垦殖的情况更为少见，仅东汉初年樊重曾在西洞庭湖区兴筑过“樊破”，其位置在今常德市北89里，据说“有肥田数千顷，岁收谷千万科”《元和郡县志》。　　根据先秦两汉时期文献记载，结合对商、周、秦、汉时期湖区边缘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分析，卞鸿翔、龚循礼等人编著的（洞庭湖的变迁）一书，概述洞庭盆地形成与演变之后，根据概略勾绘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形势图估算，当时的湖泊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以上。　　距今3000年左右，湖南的气温比现今为高，苍郁的森林和密茂的花木遍布各地。变幻莫测的风云，滔滔的洪水，凶猛的野兽，又常常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湖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生态环境中世代相继，不断战胜自然，开发和利用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湖南历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我国以某种历史事实原型与湖南有关的传说，或许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洞庭湖区历史的影子。比如：量尤被黄帝杀害后一部分族人南流成为“苗量”先民，炎帝南迁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帝舜南巡崩葬于九疑，二妃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大禹治水南抵九疑并在衡山留下（禹碑），周昭王三次南征“荆蛮”而葬于昭潭，周穆王起六师至于九江伐楚。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2000多年前就在洞庭湖畔写下了离骚、九歌（内含湘君、湘夫人）、天问等煌煌大篇，（楚辞）的地理图示表明，洞庭湖区正是屈原当年主要活动的范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