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监督：信用合作社设计的理论和检验 .docVIP

邻里监督：关于信用合作社设计的理论和检验((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 蒂莫西·吉内恩( Timothy Guinnane) 目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欠发达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深受非公司制度的影响。然而，非公司制度理论常常给政策方面的问题开出不同的药方。本文使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信用合作社的数据，阐释了区分不同非公司制度理论的方法，构造一个能够提供监督激励的信用合作社的模型，并使用十九世纪的数据进行检验。 I 简介 目前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欠发达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深受非公司制度的影响，如信用合作制，租佃分成制 （Stigltz， 1974）,市场内联 （Braverma ；Stigltiz ，1982）,互助会 （Besley；Coate；Loury 1993），随礼交换，宗族家庭等。尽管主流理论已开始研究公司的组织方式（参见Willianmson[1975]）,但关于非公司组织的理论还拘泥于功能解释的层面(Eswaran和Kotwal[1985]例外)。而且这些理论尚无定论，对现实问题不能给出明确指导。本文以十九世纪德国信用合作社为例，阐释了区分不同非公司制度理论的方法。 在欠发达经济体中，合作制比正规银行制度绩效更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强调共同体防止成员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作用，这本质上属于社会学范畴。在传统银行中，社会约束力是无效的，而在合作社中却是可行的[Besley和Coacat 1992]。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成员间不断来往，可以维持合作。两种观点在解释为什么在合作社内部可以减少自私、短视行为时，比较相似。在政策应用方面也很相似：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应确保，成员间有持续的长期联系，拥有对于集体的充分认同。因此，我们把这两个观点做为一个假设，称之为信用合作的“长期相互影响”假说。 最后一种观点是从斯蒂格利茨的理论（Stiglitz[1990]）引出的，即合作社可以提供引导借款人进行监督的有效机制，称之为 “邻里监督”(peer monitoring)假说。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种假设。尽管合作社缺乏资本，使其需要从银行筹集外部资金，仍可以合作成员要比银行拥有关于借贷者的更多信息。这样，合作社获得了具有共同体范围内的监督，瓦里安(Varian[1989])和斯蒂格利茨(Stigltz[1990])最早提出并分析了这个问题。为了形成这种监督机制，合作组织必须为其成员提供互相监督的激励。 为此，本文提出三种可行的方法： 1. 合作社的任何逾期贷款，合作社其他成员要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 2.每笔贷款中的一部分资金应源于其他成员，因此，如果贷款者违约，合作社其他成员也将蒙受损失。 3. 提高由其他成员提供资金的那部分贷款的利息，以增加成员间的利益相关度，保证收回贷款。 本模型包括三种角色，委托人（银行），监督人（没有贷款的合作成员），代理人（借款者）。已经有了这个模型的一般研究 (见Tirole [1988]),但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应用用德国合作社作为样本，并刻画了最优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该模型也得益于贝斯利关于早期合作社文献的综述(Besley[1993])。负债，内部借款和付给成员的利息，是合作社实现最优化的三个可选工具。 这些十九世纪德国的数据不足以支持正式的统计假设检验，但它们对当前的研究很有价值。在德国，制度工具的选择是在合作社层面上做出的，这使制度可以最好地反映它们的特质。数据时间跨度长，也使得每家合作社可以形成最优制度设计。在爱尔兰，合作社的寿命很短，反映了糟糕的制度设计(见Guinnane[1994])。. 对“邻里监督”的检验主要有两方面局限性。首先，缺乏选择最优制度工具的直接证据。替代方法是，我们先得出其动态比较特性，并把这些特性与合作社的截面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次，“长期相互影响”和“邻里监督”两种观点并不相互矛盾。因此，“邻里监督”模型的预测与数据吻合，并不必然证明它正确。我们只能通过发现它的比较静态特性与数据不吻合，找到反对这种观点的依据。 本文的其他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II-IV部分我们建构一个最佳信用合作社的模型，并且从中推导出预测。第V部分用十九世纪德国合作社的数据来检验这些预测。第VI部分是结论。 II 模型　　 本模型是基于德国合作社的结构而建构的。尽管模型的描述难免程式化，但本模型还是抓住了合作制度的显著特征。在第III部分结尾初，简要讨论了模型与历史上合作社之间的相通之处，并在第V部分详细地讨论。 模型假设合作社拥有两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