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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 ——中国人的隐居理论与实践 陈连山 作为一种现象，隐居虽然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却是人类一种相当多见的行为。当然，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隐居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于隐居、特别是长期隐居者——隐士的态度和评价也各有差别。因此，各国的隐士文化是存在差异的。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历史中隐士文化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各种隐士的隐居实践两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 隐士的概念和一般意义 当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隐士现象的著作很多，对于隐士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隐士们的文化贡献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但是其中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中国隐士已经消亡。我认为他们的隐士概念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了这样的结论。 隐士，在中国古代又称为隐者、隐逸、高士、作者、隐君子、隐夫、隐生、隐民、幽人、退士、逸士、逸（佚）民、逸人、遗士、遗人、处士、处人、岩穴之士、山谷之士、山林之士、山人、山民、隐介、居士、方外之士等等。古人所说的隐士是指长期隐居，有条件为官，但拒绝为官的人。 现代中国学术界使用的隐士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士概念指古今中外所有长期隐居、不参与社会主流生活的人。狭义的隐士概念则只包括中国君主时代隐居的士人，这是从中国古代的隐士概念沿袭下来的。个别学者的隐士概念介于以上二者之间。在中国，流行使用狭义的隐士概念。很多学者把隐士定义为隐居的士人。于是，隐居就被视为士人抗拒特定的历史文化（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封建社会制度）对于士人的压迫而产生的一种行为。按照这种狭义概念，隐士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结束而结束。这种观点由于其定义过于狭窄，把士人之外的所有隐居者都加以排除——当然外国的隐居者更无法进入其中，因此其结论必然限制在中国古代隐居的士人小圈子里。这样，就不能全面认识隐居对于人类的普遍性，更不能准确理解隐居的性质和意义，也无法在国际间进行交流。中国存在大量隐士，印度、韩国历史上也有不少隐士。不仅东方社会如此，根据我的了解，西方社会，包括欧洲和现代美国也同样存在隐士。英语中recluse一词就是指居住在森林小屋中的隐士。他们虽然都不是中国的“士”，但是他们都不算隐士吗？ 所谓隐士已经消亡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偏差，而且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从中国上古传说时代，一直就存在隐士，例如尧帝时代的许由、巢父，舜帝时代的善卷。那时候并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有文字以来，西周时代有伯夷、叔齐这样的遗民隐士。而现代，直至今日，中国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隐士。1989年下半年，美国人比尔·波特专程到人们普遍认为已经没有隐士的中国大陆寻访隐士。根据西安香积寺方丈绪东和尚的估计，在终南山大约有250名以上的隐士。比尔·波特随后访问了其中一些从事宗教活动的隐士。 还有相当多的人士（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彻底消灭了隐士。中国共产党确实消灭了不少，特别是消灭了隐士的社会文化地位。但是，隐士在现代中国仍然存在。比尔·波特的调查否定了中国现代已经没有隐士的说法。 从事实来看，隐居决不是古人的特有行为，而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人类既然是所谓的“社会动物”，那么为什么总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远离社会而隐居呢？原因何在？ 我认为，造成隐居现象的原因在于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矛盾。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中生活。而集体生活出于彼此协作和交流的需要，必然产生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和多数人自觉不自觉遵循的主流生活模式。既然社会秩序和主流生活模式是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就不可能适应每一个社会成员——它本来就是为了限制那些违反或者试图违反主流生活模式的个人。于是，社会集体的秩序和主流生活模式就构成对于某些个人的压迫。这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内在的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当这对矛盾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的时候，而被压迫的个人也获得了独自生活的条件（社会对此有相当程度的宽容、个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他就必然选择脱离社会集体，甚至远离社会集体，走向隐居。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集体与个人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隐居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中国学术界在隐士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隐居视为个人的一种解脱。蒋星煜甚至认为隐居的两大原因之一是“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隐居是个人远离社会的一种行为，对于隐居者个人当然是一种解脱。但是，隐居这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个人的行为，其中却含有明确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中国正史中第一部专门的隐士传——《后汉书·逸民列传》总结隐士的活动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其中“求志”、“全道”、“垢俗”、“疵物”都含有批判现实，追求完美人格的意义，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逸民列传》里的隐士都是著名的隐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