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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外溢效应不确定性经济转型摘要：本文仅就FDI及其技术外溢理论研究为起点，特别是对有关中国吸引FDI的外溢效应的研究进行归纳，期望得到以FDI和国际贸易相互促进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运动对国别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为中国在全球化逆转期重构开放经济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FDI；外溢效益；经济转型 FDI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一模仿、劳动者流动和竞争压力等机制，FDI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引入东道国而提升东道国的技术能力的过程(Kokko，1994)。但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结论，FDI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一、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理论分歧 与研究贸易技术外溢的文献相比，研究FDI外溢机制的文献还很少。最早的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攫取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和资源聚集财富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公平的补偿，从而资本国际运动扭曲了世界分工并导致了极度富裕和超消费与持续贫困和高储蓄并存，因此，否认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并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回归到以产品分工为基础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去。该理论在全球化运动从产品分工过渡以要素分工的初始阶段达到巅峰，此后因接受了依附理论的拉丁美洲国家与大力推行吸引外资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受到持续批评(Bornschier和Chase-Dunn，1985；Firebaugh，1998)。理论界也开始转向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理论研究。 Hymer认为FDI的实质是生产的国际化扩张，因此，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有负面效应。Caves和Kindleberger在非完全市场中纠正了该论断，认为只有那些拥有所有权、技术、管理和品牌优势的企业才能因为可以弥补地理和文化差异所致的劣势，并对外扩张，FDI因此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不仅是正向的，而且因为随FDI流动的先进技术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技术外溢效应也是自动发生的。但是，Wang与Blomstrom 则从内外资企业行为互动的微观视角考察FDI外溢效应后认为，东道国企业的学习行为、技术差距、贴现率、东道国经济水平及增长率及转移成本等都会决定FDI影响东道国经济的方向及强度，因此，他们因为更多考虑了先进技术的“私人物品”性质而否认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可以自动发生的判断。Findlay特地研究了落后地区的FDI，认为外溢效应是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和外资份额的增函数，因此，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越高，FDI技术外溢效应就越大。但Cheng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又否认了这一结论。 另外，在FDI与增长的文献中也间接地涉及到了技术外溢问题。Solow模型假定资本收益递减、内生技术进步，因此，要素自由流动将会强化资本劳动比率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趋势，从而经典增长理论认为FDI在长期中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新增长理论却将技术知识的创新、传播和模仿看作增长的引擎(Lucas，1988；Romer，1990)，并将技术如何通过FDI转移并影响东道国长期增长产的机制当作其研究方向。例如，Wang通过所建立的动态两国模型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和数量的关键因素，两国收入差距通过欠发达地区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和技术扩散率而不断缩小。Walz(1997)也在内生增长框架中分析了FDI的增长效应，认为MNCs通过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强化技术外溢效应和RD强度，从而得到有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结论。 二、FDI加快转变全球化经济发展 全球化本来就是由独特的内生动力机制推动的钟摆式运动。例如，1870年到1913年以国际贸易为主题的全球化浪潮由于1914年金本位崩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急剧逆转。此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在“没有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新秩序就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识主导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期间由发达国家率先实施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国际贸易与资本国际流动共同构成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新主题。这种钟摆式运动必然有其内生机理。由于技术禀赋的国别差异在以产品分工为基础的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比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更为重要的作用，纯粹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加大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等程度。这种内在矛盾运动催生了近60年的全球化逆转期。第二次全球化以资本国际流动与国际贸易相互促进为根本特征的要素分工为驱动力，国别资源禀赋差异第一次与技术禀赋差异一起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源泉。资源禀赋重要性的上升使得像中国这样不具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也可以很容易的卷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并获得大量财富，因此，要素分工驱动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很快将几乎所有国家卷入其中。30年前所未有的全球市场化程度在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