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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模型在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应用摘要：内部风险管理水平是决定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当前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却没有体现这一点。将BMS模型应用到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中，能有效区分因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差异而具有不同偿付能力风险的保险公司；同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可以有效激励保险公司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 关键词：BMS模型；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内部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043－06 一、引言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在保险标的发生风险事故时履行赔付的能力，它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以及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通常，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充足度是由实际偿付能力和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所决定的。其中，实际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之差，是保险公司在财务上实际具有的偿付能力。而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则是监管部门针对保险公司面临的具体风险赔付，利用相应方法和模型度量出来的理论上的偿付能力。因此，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监管又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和核心。 长期以来，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研究，都专注于如何更为准确地度量保险公司在经营中所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其中，一部分学者基于风险理论破产模型，主要关注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Granddl(1991，1997)研究了风险过程为混合泊松过程、Cox过程和Pglya过程时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并给出了一定破产概率下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Amussen，Rubillstein(1995)证明了以理赔次数为刻度的风险过程是一个Marknv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定破产概率下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更多地依赖于资金运用和投资组合的绩效，因此他们考虑了保险公司风险投资行为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研究。如Kahane(1977)运用投资组合理论，通过对单个和多个产品保险公司模型的研究，指出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等价于确定其破产可能性上限的市场价值。Fairley(1979)、Derring(1986)和Cummings(1986)进一步提出，根据单个保险产品的风险及其投资风险，可以运用投资组合模型来分析每个保险产品的风险要素，以获得针对每一种保险产品特定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 但实际上，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变化判断不准确以及模型本身的度量误差，外部监管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真正准确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形成的误差很有可能造成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错误判断。而保险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作为“内因”，对确保偿付能力的充足性显然要比外部监管有效。因此，给出一个相对度量准确的标准并不应该是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惟一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能通过合理的监管规定，促进保险公司自身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外部对资本的强制监管转化为其内部对风险的主动控制。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不仅要考虑保险公司具体面临的承保风险和资金投资风险，而且要考虑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但各国现行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无论是NAIC(美国保险者监管协会)实行的RBC(risk-based capital)模型，还是欧盟实行的Solvency Ⅱ偿付能力标准准则，都缺乏对保险公司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激励(周力生，2005)。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保险监管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同时，保监会还在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保监会2003年[1]号令)中，对“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规定是直接采用欧盟1973年制定的标准，可以固定财务比率来估算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没有考虑各保险公司具体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样地，保监会实行的其他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也都忽视了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对偿付能力的巨大影响。我国保险公司也因此缺乏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动力，通常以增加资本金或减少利润分配的方式来满足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要求，这显然不利于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如何通过改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来促进我国保险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了我国保险业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非寿险业务中已经广泛运用的BMS(Bonus-Malus System)模型又称为奖惩系统，具有有效区分保险对象风险异质性和激励保险人防范风险的特点，适用于在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区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