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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道德建设历史渊源及文化底蕴摘要：纵观中国历史，道德在治理国家、发展社会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研究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阐述中华民族深远的“德政”传统和“德治”思想，探论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从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使“以德治国”方略能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 关键词：中国特色道德；历史渊源；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091-04 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为之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坚强的政治保证，又需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道德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中国历史，道德在治理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具有强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意义的重大政治命题。现阶段，对中国道德，特别是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以及联系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进行探讨和研究，本文主要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进行探讨和研究。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古人说：“德，国之基也”。思想道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研究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阐述中华民族深远的“德政”传统和“德治”思想，来深刻探求论述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从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使“以德治国”方略能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中国的“德政”传统历史渊源深远 中国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徵”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惟刑”。四千多年前，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即以其高尚的品德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佐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无论是文王率领周朝崛起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率领周人灭商立国，都得到周公的有力帮助。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伯离将代替自己赴鲁国任国君时告诫道：“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的地位不算低了吧?可是，我洗一次头曾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为的是及时接待来访者，就这样，还总是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摆国君的架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成为后世许多有为的从政者的座右铭。魏武帝曹操诗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深刻地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当时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最值得重视的是，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孔子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还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在中国传统德治的发展史上，唐朝史官吴兢编著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一部代表作。该书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加轶事的形式追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的业绩与治国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正身修德”。唐太宗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他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一方面，他主张以封建伦理道德，特别是仁义诚信作为加强自我修养的行动准则，认为“抚九族以仁……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他还认为，君王驾驭群臣也应待以诚信，而不能玩诈术。另一方面，唐太宗认识到，作为人主不论多么聪慧，仍然会存在自己难以发现的缺点，犯一些自身难以察觉的错误，因此，必得匡谏之臣以纠其过。唐太宗不仅主张人君应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且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谏官系统。 “以人为本”。为了不重蹈隋亡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