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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遗产忠实守望者
人类文化遗产忠实守望者
人类文化遗产因其打着强烈的历史印记和不可再生性而弥足珍贵。这也决定了艺术博物馆所肩负的使命是多么重大。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无疑是光荣的,也更有着无比的辛劳和寂寞。他们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收藏者,更是发掘者、保护者、搜救者和价值最大化的传播者。有人把他们称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望者”,应该说是恰如其分。
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杨玲博士,就是这样一样守望者。
勇于开拓,古币馆焕发新春?
杨玲馆长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的是博物馆专业,毕业后也一直从事博物馆工作,1996年4月,由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升任北京市古代钱币博物馆馆长。
这是一个刚刚创建的展馆,说是古代钱币展览馆,真正属于本馆的展品却只有区区几十件,主要靠一些民间藏品勉强支撑。
?“这肯定不行!古钱币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馆里没东西,人们又从何处去领略?一切都无从谈起啊!”杨玲馆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集经费和征集藏品。
经积极奔走、协调和真诚感召,局属一家钱币公司数千枚古币被成功划归,加上零散搜集,展馆的展品一下子激增至1万件以上。但是,馆藏品的质量仍然上不去。此时,杨玲馆长来不及喘口气,就到河南郑州、南阳等地寻宝。那里有她几位师兄弟,仰仗他们的帮助,她力图让古币种类再丰富一些。
老局长十分支持她的工作,几次给河南、山西等地文物局的负责同志打电话疏通关系,还经常地为她出主意、想办法。
为了搞到一些比较稀缺的古币,杨馆长三下河南。由于晕车,连续长途跋涉,让她受尽了折磨。一次,她因感冒高烧不退,但没有告诉别人,一直默默坚持。
三下河南,每每满载而归,杨玲馆长却为此身心交瘁,瘦了老大一圈。“我瘦了,可我的展馆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了,值啊!”杨馆长为此倍感欣慰。
随着馆藏的日益丰富,短短一年后,古币展览馆就红火起来了。但杨馆长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思考着怎样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做出更多更精彩的文章来。
1996年夏天,小小的钱币博物馆做了一件大事:把古钱币展览办进了商场,这可是中国文物界的第一次。为此,《中国青年报》对杨馆长进行了专访。这一年,钱币博物馆还在德胜门箭楼的城台办起了文化啤酒节,为百姓提供了纳凉观景的好去处,又为博物馆创收打开了一条新渠道。
1998年5月至1999年10月,杨馆长主持了《中华钱币四千年》展陈工程。2000年秋,由她倡导主办的全国古钱币交易会,每天都有数千人前来参观或交易,成为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古币文化交流盛会。
她利用征集来的钱币,创意制作了一套《中华货币四千年》的巡回展具,内容丰富,便携,被领导和同行誉为“文物展览轻骑兵”,到数十所学校部队和外地展出,还随政府代表团到新加坡、匈牙利参加文化交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杨玲馆长还于百忙之中主持编撰并出版了《中国历代古钱图解与价格指导》这本专著,对国内古币收藏市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成了古币爱好者的必备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机构出版的同类书籍,每天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不仅服务社会,也极大地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
不断创新,让艺博走向世界
2003年10月,杨玲升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藏品多了,展馆大了,级别高了,但责任也更重了。当年10月至2004年1月,她主持了北京艺术博物馆改陈工程,让本馆在不长的时间内焕然一新。
万寿寺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址。2005年,市政城建部门修路时,把万寿寺正门前的石阶埋去了两个,皇家码头和正门御道也受到不良影响,并由于新竖起的灯柱不合理而严重破坏了景观。
然而,施工方也属于政府部门的安排,数次阻止均告无效。在外界人士看来,这种事可管可不管,但作为文物工作者,杨玲馆长恰恰体现出了极高的职业性。她毫不含糊,按行政程序迅速将这一重大事件反映给政府高层。她的观点是不可辩驳的。高层通过协调,最终对万寿寺的人为变动部分做了复原。事后杨玲馆长表情严肃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人的私事,也不是一个集团的小利益。文物是国家的,我们时刻要向国家和我们的后人负责,任何的疏忽或失职、失察,都有辱我们肩负的使命。”
自从2003年杨玲担任馆长后,北京艺术博物馆改革创新的脚步一年比一年大,社会、经济效应也是一年比一年好。无疑,这要归根于杨玲馆长的开拓创新意识和作为一位专家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深刻认知。
杨馆长认为:博物馆的价值所在,首先是对国家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承,让后人了解我们曾经的文明,给人以美的教育,同时它还具有传播和启迪后人的功能。而传播就不应该是静态的,它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借助更多形式、更大范围地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普遍提高人们的艺术素养。
在扩大传播方面,杨玲馆长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走出去”和“请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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