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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建设思考【摘要】 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不能得到与市民一样的待遇,因而,“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是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难题的,关键是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作制度安排,确立其对城市的“归属感”,这是破解“民工荒”的根本之策。 【关键词】农民工 权益保障 制度建设 “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百万民工涌向南粤曾经蔚为壮观。然而,年初新一轮用工短缺使这个积聚了2600多万农民工的用工大省用工缺口达90万人,珠三角、长三角先后出现“民工荒”。对于这一问题的成因,有关专家学者举出了诸如经济好订单增导致农民工“吃紧”,区域竞争加剧导致农民工“分流”,经济落差缩小导致农民工“回流”,供求结构错位导致农民工“缺位”等。但笔者以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不仅是结构性问题,而是农民工权益缺乏保障(即“权益荒”)所导致的。 一、“民工荒”实质上是“民工权利荒” 我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1.4亿,如果加上在农村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总人数达2亿多,已经超过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传统产业工人群体,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我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工的出现在填补城市职业的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不能得到与市民同等待遇。一方面,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代价与所获经济收益的差距在持续拉大,农民工的特殊身份标识与农民工自我追求升华的冲突越来越显性化,农民工权益意识高涨与维权机制不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保护机制依然缺乏,农民工在工伤、疾病医疗、养老、贫困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极多,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亦因法制不完善、监察机制不健全、工会作用不大等,依然处于缺失状态,农民工权益受损后的社会风险在高速积累。入城务工人员劳动关系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和真空”地带,是无固定工作、无固定居所、无生活来源、无人身安全感、无社会保障的“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农民工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农民工的社会保护与维权机制缺失,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着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公。 特别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成以上,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近8成未婚,大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家庭经济情况、受教育程度和法律意识等都已经明显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同时在城市中形成了较高的心理需求,主体意识更加强烈,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他们不再满足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报酬极低的体力劳动,迫切要求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要求与住所地居民(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要求得到一样的尊重与认可。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更注重精神需求,对于知识、技能及人际交往更加渴求。当昔日农民工背井离乡打工的最大动力因素――区域经济落差在逐渐消失或减小时,珠三角要应对可能成为常态的用工短缺,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问题,甚至现在炒得火热的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纷纷朝内地迁移,也是由于用工短缺而导致的用工成本升高而引起的。我们要应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对权益保障上的诉求,加大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加大其对所在打工城市的归属感,促进打工一族真正融入城市。这是珠三角及其他发达地区未来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破解“民工荒”的现实之策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纳入中央文件,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上,而且“新”在群体生态和生活质量上。新生代农民工不只是代际划分和年龄概念,更是一个权利进步的符号。令人关注的是,珠三角许多政府将此轮民工短缺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历史上每次大的危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