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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托业治理整顿深层原因探究【摘要】 中国信托业经历了五次整顿,自“一法两规”颁布实施以来,信托业违规事件不断,导致了目前的第六次整顿,我国信托合约外生安排的制度设计是多次整顿的本质原因。信托业未来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还是在于转变信托合约的融资功能定位。 【关键词】 信托合约 外生安排 功能定位 一、引言 自一法两规颁布以来,我国信托业发展迅速。但是近来,违规质疑之声开始从各方面传来,如“金新信托事件”、“伊斯兰信托事件”以及“金信信托事件”等。上述事件表现为挪用信托财产、对信托客户承诺或变相承诺保底收益、内控机制不健全、关联交易缺乏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等行为。这些事件的出现,凸显了信托业的风险,造成了信托业的“第六次整顿”。信托机构出轨的实际原因很复杂,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法律法规缺失,有的认为是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有的还认为是信托公司没有找到明确的发展目标等,上述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信托业整顿的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信托业经历了多次整顿,本文从改革开放我国信托产生的原因入手,探寻信托业多次整顿的根本原因。 二、相关文献评述 对于金融合约的性质问题,国外一些学者主要是针对信贷合约进行的研究,具体的思路是从节约交易成本入手(Diamond,1984)进行分析,近些年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Allen Santomeno,1998)。但对于信托合约的产生没有专门的研究。对于我国信托合约是如何产生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基本上没有研究,所能见到的一些研究资料十分零散,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信托方面政策的演变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信托是国家金融政策演变的产物,其作用主要在于为部门和地方政府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这种研究主要以对策研究为目的,没有把信托作为一种金融合约,没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信托合约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从信托合约(中介)产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失偏颇,从而使得我国在制定信托业发展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没有找到信托业的真正发展方向。本文对此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张杰(2001)和周明(2007)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改革初始阶段,信托合约(中介)的外生安排的目的出发来考察信托合约(中介)的产生及发展演进的逻辑次序,这一点与张杰的研究有所不同。 三、信托合约的性质――两部门投资模型 假设整个经济由部门1和2组成,它们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式中,K、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要素,假定生产要素收益率率等于其边际生产率,则两个部门的资本收益率分别为: (2)式中,R为资本收益率,并且部门1的资本收益率小于部门2的资本收益率,即R1 恢复信托业的动机不是为了引入信托制度。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恢复信托业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利用信托合约中介机构的信用工具和融资平台引入外资和金融管理等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是借助信托业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外,培育和发展市场化的金融力量,突破计划金融的严格限制。信托机构作为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实为政府的融资部门,并不具有企业的基本特性,这决定了其行为目标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融资规模最大化,在规模扩张方面具有天然的内在冲动。作为以地方政府(部门)为背景的地方金融机构,信托合约中介机构在融入资金的活动中必然充分利用政府信用。而事实上,在信托合约中介机构年复一年为地方政府(部门)买单之后,最终地方政府(部门)乃至中央政府不得不为信托合约中介机构的经营结果承担超越有限责任的责任。 五、结论 外生性信托合约(中介)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其效率的低下和积聚的巨大风险成本越来越突出。理论上讲,信托合约(中介)出现,是由于它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进行风险管理,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把风险通过更分散的借方加以处置,即所谓对风险进行打包和拆分。而这种外生性的信托合约只能对风险进行打包,却没有在众多的私人借方之间进行分散,聚集的风险越来越大,当这种风险变成现实的成本时,政府不得不进行承担,当政府承担不了时,就开始整顿。因此,外生性的信托合约中介必须进行改革,使它的风险能够在各种借款人中间加以分散。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和各项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资产工具的不断丰富,可以预见,今后我国信托合约(中介)的出现将逐渐转为以市场内生性为主。 信托业作为一种“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制度,其合约本质在于减少委托人在各种交易活动中产生的交易成本,由此派生出最为基本的功能――财产管理功能。信托就是为实现“财产转移”与“财产管理”两大功能而作的法律设计,委托人通过将自己所有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管理”而达到使受益人获益的目的。伴随社会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和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