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业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docVIP

论服务业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传统的提法是从外延转向内涵，“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对于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含义，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而今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同：经济增长的源泉无非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所谓粗放型增长就是以要素投入量增加为主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则是以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经济增长，一般以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否超过50％作为划分界限，在50％以下则基本上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实现集约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勿庸赘言。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似乎并不遂我们所愿，能源消耗指数、资源绩效、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都未能表现出经济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之势，甚至正好是相反。中国经济的转轨性质和跨越式发展要求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应该有所不同，虽然增长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不可逾越和跳跃的，但每个发展阶段所花费的时间却是可以伸缩、具有较大弹性空间的。转轨性质要求市场化以保证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方式的协调一致，跨越式发展则要求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为此，学界进行了很多颇为有益的探索，其中的一个角度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出发，探寻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本文之研究的出发点和视角所在。 二、文献回顾 关于服务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产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说经济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在研究经济增长因素时都把知识进展、知识存量增加和教育的发展当成是最为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之一，而这些要素按照现行产业划分方法都是由服务业提供的，这就已经涉及了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更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增加还是要素效率提高)转变之间的关系，但这一问题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更前进一步，他在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动态多国模型分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根据钱纳里的研究，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级产品生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小于420美元)；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20―4000美元)；第三阶段，发达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4000美元)。产业结构上服务业比重始终是不断上升的，并将在工业化阶段超过农业成为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产业，在发达阶段超过工业成为最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达2100美元前呈直线上升趋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100～3360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不大，并将到达最大值；而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360美元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对于不同国家而言虽然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反映出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可见，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然而这一问题依然未能被明确提出。 关于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之间的关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1967)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在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指出：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工业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因而服务业的发展即表现为其产值所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将不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即存在所谓的鲍莫尔病。著名经济学家索洛(1987)针对美国生产率从1973年(此时美国服务业比重达63.32％，而据说能极大提高生产率的计算机在服务业中的使用更为广泛和密集)开始的不断下降现象提出：除了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亦即著名的“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但是，Zvi Griliches教授(1994)的研究指出，所谓的“鲍莫尔病”更多的是因为对于服务业计量的统计方法上的不足而造成的结果。Jack E.Triplett和Barry P.Bosworth(2004)的研究则认为美国服务业部门在1994年以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停滞部门”的特征，而是比商晶生产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对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及其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程大中(2004)的研究认为我国服务业存在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劳均增加值偏低的明显“三低”现象，而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