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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贸易纠纷制度经济学探究【摘要】长期以来，中日贸易发展壮大，但同时也纠纷不断。本文在分析中日贸易纠纷基本态势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制度的差异是引起纠纷的根本所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政策。 【关键词】中日贸易纠纷 制度差异 政策选择 贸易纠纷又称为贸易摩擦，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巴格瓦蒂和琼斯提出国际经济扭曲理论。西方国际经济学在勒哈罗德、池本清、琼斯、迪克西特和罗尔曼等人提出的特殊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说明以市场失败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广濑宪三在由迪克西特、伯兰德和斯彭斯、克鲁格曼、艾顿和格罗斯曼等人提出和发展的战略性贸易理论中加进了制度因素。三边信夫提出了解释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摩擦的经济模型。赵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配是引发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关于国际贸易摩擦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学术界成果颇丰，却很少与中日贸易纠纷的实际结合起来考虑。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摸索。 一、中日贸易纠纷的现状 中日贸易纠纷主要发生在双边商品贸易、日本对华投资和对商品市场的争夺等领域。 1、双边商品贸易摩擦不断。日本基于保护国内市场，设有森严的技术壁垒和物种壁垒，影响了中日双边商品贸易的深入发展。 日本的技术壁垒体系十分庞大，主要包括复杂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严格的产品质量认证和合格评定程序，繁琐的产品检疫与检验规定以及苛刻的绿色技术壁垒。日本的物种壁垒源自日本的《种苗法》及其修正案。法案规定：未经缴纳专利费，擅自利用日本植物种源来生产或改良农产品属侵权行为。上述这些措施使得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屡屡碰“壁”。 2、对华投资潮起潮落。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对华投资的金额不断扩大。但从纵向对比来看，规模潮起潮落，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大――大幅减小――恢复性增长的过程，将来也可能同样难以避免大幅波动。 如表1所示，在1993至1997年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一路攀升，而1998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却骤减，之后连续减少，2001年开始又呈恢复性增长，2003年则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2005年更是突破60亿美元大关，增长到65亿美元。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06年1至9月日本对华投资较2005年同期减少30%，仅为32亿7000万美元。据此预计，2006年总额将不会超过50亿。 3、对商品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中日贸易纠纷在地域上已延伸至全球范围的商品市场，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两国摩托车对越南市场的角逐。 摩托车是越南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市场需求旺盛。日本对越南摩托车市场的占有率曾高达80%。1997年，中国嘉陵集团以仅为日本1/3的售价率先打开越南市场。随即中国摩托车企业掀起一股“走越南”的热潮。在蜂拥而至的中国摩托车的低价攻势下，日本摩托车退出了大部分越南市场。然而，2001年底，日本摩托车企业开始以低成本收购中国的配套企业，使日本品牌摩托车在同样的价格平台上竞争，构成对中国摩托车出口企业最大的威胁。 二、中日贸易纠纷的原因分析 尽管中日贸易贸易纠纷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两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是基本原因。经济体制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因素，通常分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两大类型。前者的特点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企业有较大自主权；后者则以行政方式配置资源，企业没有自主权。日本实行市场经济有较长历史，建立了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过二十多年，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成。这使得两国政府的干预机制有较大差异，容易在双边贸易中引发纠纷。 具体来说，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只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政府的每项干预政策都是在企业成员占56%、政府官员占21%、知识界占23%的审议会上，经过讨论、协商之后才出台。这种干预机制结合了计划与市场二者的优势，既区别于强制命令，又不等同于自由放任。 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仍然存在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的情况还不时发生。这在对外经济上表现为有些地方政府脱离国际市场的实际，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导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在国际市场饱和时，还是蜂拥而至，从而成为出口对象国实施贸易壁垒的口实。 2、两国贸易机制的差异是直接原因。贸易机制则是贯穿于贸易执行过程中的具体规则。虽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政策都以“出口导向”为主，但两国在贸易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助长了贸易摩擦的滋生和进一步发展。 尽管日本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但其外贸格局早已实现了向质量和结构提升为主的转变，产品注重以质量、性能取胜，对进口产品在市场准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