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条：防止酷刑行为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DOCVIP

第2条：防止酷刑行为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 7. 《人权法案》第三条订明，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非经本人自愿同意，尤不得对任何人作医学或科学试验。《人权法案》第三条除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得以在本地法律中生效外，实际上亦落实本公约的目的。 8. 此外，《基本法》第三十九条又订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这即是说，该公约第七条的规定已在宪制性文件上得到保护。 9. 香港日后如因发生紧急事故而须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第241章)制定新规例，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决定香港特区已进入紧急状态，在阐释这些规例和《基本法》第十八条时，须同时考虑《基本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换言之，政府仅在危急情况绝对必要的范围内，才可采取o减人权的措施。此等措施须依照法律而行，不得抵触香港依国际法所负的任何义务。 10. 《日内瓦公约》共有四项公约，该等公约有多项规定，包括禁止对受任何一项公约保护的人施以酷刑或予以不人道待遇，这些公约继续适用于香港。 11. 《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规定，袭击他人属刑事罪行。至于谋杀、伤人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等罪行，则视乎情况，可以构成酷刑行为。此外，袭击亦属民事过失，受害人可因此提出民事诉讼。 12. 正如上文第1条项下第4段所述，《刑事罪行(酷刑)条例》第3(4)及(5)条订明的“合法权限、理由或解释”免责辩护，旨在涵盖合理使用武力以制止凶暴囚犯等事项，而并不是认可本质上等同酷刑的行为。根据香港法律，“特殊情况”及“上级命令”均不能援引作为施行酷刑的理由。 指称施行酷刑的事例 13. 没有报告指称惩教署、香港海关或廉政公署施行属于《刑事罪行(酷刑)条例》所指酷刑。除下文第14段特别论述的个案之外，警队亦无涉及这类的报告。不过，自该条例制定以来，当局共接获21宗涉及入境事务处的指控。经调查后，全部个案均不能成立。 指称警务人员施行酷刑 14.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名警务人员因袭击一名吸毒者，迫使他认罪而被裁定罪名成立。当局根据《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检控该四名警务人员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的罪名，结果全部被判罪名成立。投诉人指称警方殴打他，在他的耳朵和鼻子灌水，并把鞋子塞进他的口里。有论者质疑为何不是根据《刑事罪行(酷刑)条例》检控该等警务人员。更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令该等警务人员避免受到该条例第3条所规定的严厉惩罚，但这论点并不成立。 15. 在决定是否应该根据《刑事罪行(酷刑)条例》第3条提出关于施行酷刑的检控时，关键在于控方能否在无合理疑点下证明该名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本意是执行公务时，蓄意使他人受到剧烈疼痛或痛苦。在应用法定释义的一般规则于刑事法规时，第3条规定控方必须证明被告 — (a) 作出了蓄意造成疼痛的行为；及 (b) 蓄意使其行为引致剧烈疼痛。 16. ‘剧烈’一词清楚显示立法机关的用意是要在无合理疑点下证明某人员的行为所造成的疼痛已超逾正常可接受的程度，才可称为施行酷刑。故此，只是意图造成疼痛并不能使法院充分信纳该等警务人员施行酷刑。在有关的个案中，负责决定应否提出检控和应该以什么罪名(如果有的话)提出检控的人员1认为，以“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的罪名控告该四名警务人员，是适当地运用了提出检控及选择以什么控罪提出检控的酌情决定权。负责检控的人员认为，按照已发布的指引，如检控该等警务人员触犯《刑事罪行(酷刑)条例》第3条的罪名，要成功令他们入罪的机会很微。在达致这个结论时，负责检控的人员没有忽略第3条中所述的‘剧烈疼痛’也包括精神上的疼痛。 17. 有论者说被告人经常质疑警诫供词在法院内的可接纳性，指称这些供词是当局以不正当方法录取的。这些论者促请我们在报告内提供这类事件的统计数据。由于警方和刑事检控科都没有备存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无法提供这些资料。不过，当局极为重视捏造‘证据’或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等行为。假如法庭认为警务人员(或任何其他纪律部队的人员)发假誓或提供虚假供词，警方会对事件进行调查。当局亦会根据律政司司长就有关证据所提出的意见，对有关的人员采取适当的刑事检控及／或纪律处分。当局在有需要时会检讨和修改有关程序。 18. 各纪律部队就防止酷刑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在第11条项下详述。 1 刑事检控科的人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