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及我国外贸失衡.doc

外商直接投资及我国外贸失衡本文主要对外商直接投资扩张中的我国外贸失衡问题，作些深层的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着两种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即外商投资对我国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直接增加了贸易顺差，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贸易替代效应，间接增加了贸易顺差，从而加剧我国贸易失衡。 我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大，外汇储备激增，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特殊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加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才是根本原因。 一、中国经济转型与外商投资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大幕。 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我国放弃了简单追求不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路，转而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富裕起来。我国期望通过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乃至整个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后确立起领先优势，逐步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近似“梯度”发展的格局；同时，我国放弃了闭关锁国、依靠工农业剪刀叉、遏制消费和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转而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商投资，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技术，弥补外汇短缺、资本短缺以及技术和管理的缺口，突破国内资源约束，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突破国内市场约束，并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走上新的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体制转轨中，与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相互配合，一方面，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转轨国家那样采用激进式的改革方式，而是选择了适宜中国自身条件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中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29年的时间长河里，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递增9.7%的高速度，人均GDP年均递增超过8%，即使在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动荡不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幅增大甚至出现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大大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奇迹。高速增长的经济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无限机会，构成了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率先在农村启动的经济改革，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到非农产业，奔向经济特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中国具备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短缺结构与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潜在市场并存，这一方面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内投资商缺少市场开拓经验和技巧，缺乏核心竞争力，外商投资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为外商投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和盈利空间。虽然我国从1979年开始吸收外商投资以来，直到80年代末，外商投资规模还比较小，年均只有15亿美元，最多的年份也就是30多亿美元，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不足1%；但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坚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和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外商形成了对华投资的良好而稳定的预期，外商投资出现了深刻变化，投资持续增加，纷纷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 二、全球产业转移与外商投资 充裕的外资供给是获得外商投资的前提。而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增加还依存于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转移提供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变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向外转移，并带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日本依赖在60年代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成为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最大东道国，并使日本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而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积累和投资，日本对外资又敬而远之，只能依赖国内积累，一直保持高储蓄率，国内消费因而不足，在产能扩大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积累起来后，反过来制约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消费缺口无法靠投资弥补，寻求出口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美国一般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来后，也需要从海外进口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满足国内需求，这使日本很自然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并形成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 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加剧，日本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走出了与日本近似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计划经济下虽然错过了20世纪70年代承接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机会，但在改革开放后成功抓住了80、90年代全球经济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系瓦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重新整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