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民调机构距离民意有多远.docVIP

官办民调机构距离民意有多远民调机构的发展取决于其公信力,要提高民意调查的公信力,消除民众的质疑,关键在于保障民调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只有远离来自权力的压力,才能以“中立”的态度确保民调结果的真实与客观。 民意调查在国内并不新鲜,进入本世纪后,随着政府对民意的越来越重视,民调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至2009年底,已有23个省(直辖市)建立起省级社情民意调查机构。 官办民调机构多数接受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指导,归属于政府统计部门管理,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架构模式。而非官办民调机构,主要以民间社团、高等院校、媒体、营利性的专业调研机构为主。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发展有着独特的非官办色彩,一般实行“人员自聘、活动自理、经费自筹”的组织运作模式。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对民众来说更为现实的参政途径就是对自己身边的政策发表观点与意见,这为民调机构发展提供契机。 随着我国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从宏观转变成微观、从直接转变成间接、从管理转变成服务,社会与国家也就逐渐分离,社会自主性与个人自由度也不断提升。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以公民追求与维护个人利益为特点的公民社会逐步形成。 公民社会下民众的权利意识与利益诉求会日益强烈,主张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要求政府把民众的权利放在首位。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参政议政意识的日益形成及不断增强。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对民众来说更为现实的参政途径就是对自己身边的政策发表观点与意见:自己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否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对政策的投入与效果是否满意……当民众的意见经过整理后为决策者所了解,这也是民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过程,便产生了对民调机构这种组织的极大需求??收集与整理民众的想法与意见。 解决好各方利益群体间的均衡问题,必须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与宽广的利益表达渠道,这就需要民调机构在其中发挥“桥梁”作用。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在利益层面上先后经历了分化与重组,原有以集体为主导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在这多元格局中,为了各自的利益,各种利益群体间既可以相互联系,又可以相互间争夺。这样的一种辩证关系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各项政策的制定都经过各方利益群体间的博弈。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与群体博弈中,总会有某些利益群体由于在传统社会中握有更多资源而在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这就造成强势群体更强、弱势群体更弱的利益群体两极分化局面,最终必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从根本上来说这体现为如何保障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解决好各方利益群体间的均衡问题,首先必须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与宽广的利益表达渠道。只有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畅顺的表达,只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各方利益群体的诉求,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政策对利益整合的有效性。而且每个公民的利益表达,即使是完全正确,也会因为其弱小而没有任何社会效果,而通过民调机构对个人诉求的整合,以个人意见为基础的民意就能更好地实现政治表达功能,有着更大更强的社会效果。这就需要民调机构在其中发挥着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的“桥梁”作用。 政府与民众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领导缺乏的不是信息,而是所获得的信息资料缺乏客观性。 政府与民众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民众有针对政府的知情权,政府决策者同样有了解民意的知情权。过去民众知情权经常受到关注,而领导知情权却往往被忽视。 领导虽然拥有足够大的行政权力,享有足够充分的信息供应,但这并不足以保障领导的知情权。与民众缺乏知情的渠道不同,领导缺乏的不是信息,而是所获得的信息资料缺乏客观性。他们了解民意的手段除了亲自到基层视察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下级各部门的汇报反映。实际上,我国政府获取信息的传统途径方式,对民意反映存在失真问题,如各级官员往往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使得执政者很难从下级汇报中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即使领导亲自到基层实地调查,下级事先安排、弄虚作假的行径也是司空见惯;而传统新闻媒体因受政府部门监管,也往往难以报道令上级不悦的新闻资讯(丁建军,2004)。 民调机构不仅保障“领导知情权”,还有助于构建“政绩合法性”。对于一个政府最根本的是合法性,合法性是政府立足的根本。政府合法性源于政府的产生、政府对民众意志的代表、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实现。尽管在制度层面上宪法赋予我们公民足够的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