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水稻生产小农经营困局.docVIP

日本水稻生产小农经营困局罪魁祸首是耕地价格过高 日本是亚洲土地整理的先驱。上世纪下半叶，日本通过全面实施国土整治，重点加强山丘区林地和农业区水田建设，土地生态空间得到根本性改善，大米生产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实现了自给有余。这是日本战后创造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妥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极其稀缺的土地资源矛盾的经典之作。 日本的水稻生产技术的改良进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品种技术改良和肥料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黄金阶段。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机械化技术大幅进步。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的前提是水田整备技术的发展。这个阶段的省力型农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为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和转移创造了条件。第三，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大米过剩、其他农产品原料进口增加的情况，刺激了大米及其他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供给。这个粗略的阶段划分同时勾画出了日本农业工程技术发展的基本轮廓。 中国农业工程的发展道路也基本遵循这个规律。我国当今基本上处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向第二个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即以良种和化肥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发展阶段，向以土地整理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技术为特征的省力型农业技术发展阶段转变。 在走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省力型水稻生产技术成为基本指向，日本的水稻生产不仅走向了机械化，也走向了单一水稻生产经营，相应地，水旱轮作技术衰退了。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数字，日本农户经营耕地规模，2005年是1960年1.2倍，北海道地区是4.6倍；而同期其他农业经营规模增长的情况是：奶牛养殖是29.9倍，肉牛养殖是25.6倍，肉禽养殖是456.3倍，蛋禽养殖是1242.6倍。 水稻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真正成为了日本的一个跨世纪难题。日本过剩的大米商品生产是由户均1公顷～1.5公顷的小农场提供的。在1963年前后，户均1.5公顷以上的水稻农场还能够提供家庭基本支出；到了1983年，户均6公顷～7公顷的水稻农场，单靠农业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家庭基本支出需要。 在日本，规模化经营并不是没有。尽管上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了本国生产大米过剩时代，大米价格需要依赖政府补贴维持，但大米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日本坚持稳定大米生产和消费的战略。畜产品由于规模经营快速发展，也维持了自给地位。其他农产品则是依靠大型跨国农业企业垄断经营。从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看，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把原料进口到日本，在日本本土完成大量的加工增值环节。比如，2006年，日本本土生产的农产品产值是12.1兆日元，从海外输入的农产品产值是3.2兆日元，而农产品加工品产值则是80.3兆日元。由于日本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保护，农产品进口技术壁垒，日本跨国农业企业开始发展所在国当地的生产和销售，甚至也在拓展第三国销售。然而发展跨国农业企业，以服务日本食品安全战略的大格局并没有变化。尽管日本有如此成熟的农产品生产规模化模式，稻米的生产好像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水稻生产的小农经营困局?笔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日本水稻生产现代化陷入僵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耕地价格管理不当。 这个观点可以从日美耕地价格的比较中得到印证。2000年，日本农用地价格是美国的113倍。正如农业经济学家黄金峰在2004年所言，由于农用地价格过高，通过传统的收购和租赁土地形式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农产品成本的办法很难奏效，有必要通过股份合作制将邻近的耕地集中起来，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高成本问题。换句话说，日本农民要扩大经营规模，与美国农民相比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这是日本高增长时期地价管理的一个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耕地价格过高，进一步提高了土地权力所有人对土地资产升值的预期，致使日本都市化地区插花分布着小块农田，严重影响城市化地区土地合理利用。 打破困局的希望 对于这个判断，笔者多次向国内同行求教，基本得到了认同。2009年3月3日下午，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报告会，聆听了日本农林水产省前次长小林芳雄先生“日本农业的发展过程与课题”的精彩演讲，并抓住仅有的三个提问机会，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向日本专家求证，发现日本同行与笔者的看法很接近。 对于日本水稻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问题。小林芳雄先生提供了以下见解： 一是大米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大米的高价位难以依靠市场力量维持，而是依靠补贴实现。扩大经营，就意味着扩大对经营户的补贴。扩大水稻生产经营规模的需求拉动力内在不足。二是地价太高，扩大经营规模的资本需求很大，水稻生产经营者难以承担。三是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土地大幅升值，土地所有者对土地资产进一步升值的预期高涨，长期持有土地的意愿强烈，土地进入升值区间不卖，进入降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