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_周秋光_靳环宇.pdf

光明日报/2006 年/2 月/21 日/第011 版 理论周刊 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 周秋光 靳环宇 笔者五年前在《晚清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红 十字会的创立是建立在 1894—1904 年间政府和民间舆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 一些中外文新资料的发现，笔者对原有看法已有所改变：中国社会对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早 在 19 世纪70 年代就已出现，19 世纪80 年代一些人在 一些地方还有所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到19 世纪90 年代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多个地区 都出现了红十字会组织机构以及红十字会医院。正是这些事件和因素直接导致了 1904 年中国红 十字会的诞生，而红十字会的这段早期实践经历，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向也起了至为关 键的作用。现就如上问题略作论证，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一 近代中国社会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以及试图筹设此类组织，比国际红十字会晚了 整整10 年。准确地说是在1874 年5 月，其时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上 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等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字林西报》刊发了一篇大力宣介当时 救治战争伤病的红十字会的文章（只是未点出红十字会的名称，然其论域则全为红十字会规则）， 非常推崇红十字会的中立性：“（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受伤者，均令设法调治”，并盛 赞红十字会的救治善举。《申报》主笔了解到这种救护组织在战争中保全伤病员的巨大作用后， 也撰文称道并希望中国能够效仿。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最 先声。 探讨中国早期红十字会问题需要提到台湾。近代以来，不少西方的医生与传教士居住于台湾， 为红十字会的传播以及战时医疗救护技术的实践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其中，英国人梅威令医 生曾为之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19 世纪70、80 年代，梅威令医生在台湾开办了慕德医院，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门为中 国培养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梅威令认为，“临阵对敌，非死即伤。死者已矣， 伤者必为之救拯，而中国则向无此法。”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于梅威令医生的这种苦心大为称赞。 由此可见，西方以救治战争伤病为职志的红十字会组织及其精神已经逐渐在中国传播并为中国人 所接受。 梅威令医生的红十字医疗人才的教育培养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而是自南向北地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为传播，也引起了部分清朝政府官员的赞赏与关注。在梅威令的慕德医院曾 招收有中国学员 4 名，其中李荃芬、陈呈棨、吴杰模三人“乃专习西医而皆已成功者也。”另外 一人叫林环璋，对于医院管理事务颇为擅长。1887 年，梅威令带领他的这些中国西医学生到天津 晋见李鸿章，受到了李氏的嘉许。次年，梅威令又到达上海，请中外著名医生和官绅对他的中国 西医学生进行专业水平鉴定，获通过。其中学习西医的李荃芬等三人获得行医资格凭据，擅长医 院管理的林环璋则被“授予办理医院事务之凭据”。当时的上海道对梅威令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中国之有西医自此而始，故视之若不胜郑重也”。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学有所成的中国西医于 1889 年到天津李鸿章处谋职请求为国报效 的时候，却为人所阻，反被英国人聘用。当时《申报》有评论道：“此甚可惜之事也。”一直到甲 午战时红十字会医院已在中国大陆设立，还有人重提此事，认为中国当局没有重用梅威令，错失 了红十字会发展的良机：“使当日而重用梅君，得以大展其长，广集生徒，授以奥妙，何至今日 第1 页 共3 页 而受伤兵士皆借助于各西人哉？” 二 19 世纪晚期，中国社会对红十字会虽然已经有所讨论和实践，但最终产生红十字会还是甲午 战争的爆发所导致。不过，甲午战时所产生的红十字会组织和红十字会医院都是由外国在华人士 （包括驻华领事、传教士、医生、工商业者等）所创办。 资料表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初，瑞士国际红十字会即有所举动，并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钱物。 战后直隶总督王文韶的一份奏折透露：“该会总董等闻信，即寄助药料三十箱，约值银三千余两。” 由于当时中国和在华西人均不曾设有红十字会，故这里所说的“该会总董”当指瑞士国际红十字 会主席无疑。由于当时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