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及身份意识.pdf

2009.2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 与身份意识*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随志愿者还乡这两个戏剧性事件分别进行文本分析 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1 ）早期生活经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据此可以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 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2 ）“农民工子女”不是identity 意义上的身份，而是status 意义上的身 份；（3 ）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 产出来，充满建构性和不确定性；（4 ）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 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身份认同 防御性认同 进取性认同 一、我是谁：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危机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这首由北京市某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秦继杰创作的诗歌 《我是谁》，或许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身份 意识的最佳注脚。之所以要回避“我是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比较中产生了朦胧 的身份意识：同在一座城市，为什么自己和城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却有天渊之别？这首诗后来 被改编成《心里话》，经一群民工子女在2007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朗诵，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从 《我是谁》到《心里话》，其中的微妙改动可谓意味深长。“我是谁”表达的是农民工子女对于自我 身份的困惑，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而《心里话》刻意抹掉了原诗所描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距， 而更加强调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的一致性，于是，“他们的2008 ”，也变成了“我们的2008 ”，“多 余人/边缘人”心态被更为积极的“接班人”心态所取代。 这与其说是农民工子女的心声，毋宁说是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期望。“别人与我比父母， 我和别人比明天。”这一豪言壮语是“春晚”剧组后来添加的。其潜台词是，这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 会，不论出身高低，只要肯奋斗，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一逻辑的推论就是，今天的农民 工（即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就在于他们没有奋斗，所以才输了今天；同样地，如 果这些孩子的明天不够美好，也不要怨恨社会，只能怪自己不够努力。于是，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 同问题，在精英那里被巧妙地置换为系统整合的问题。然而，社会经济地位的鸿沟就横亘在孩子们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第八批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臧志军教授、彭勃副教授、Tamara Jacka 教授、陈 陆辉研究员、萧今教授、陈映芳教授、刘春荣博士、桂勇教授、李辉博士、易承志博士、刘伟博士、孔祥利博士等众 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文责自负。 - 2 -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 面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即便积极进取，等待他们的也将是高加林式的命运。他们会相信精英们 炮制的平等神话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精英们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对底层社会的价值整合吗？ 以往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从现代化、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出发，较少关注农民工子女 的个体经验；相反，部分媒体报道敏锐地抓住了个体所经受的阵痛与挣扎，但更多的是经验和感性 的呈现。本文则力图实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的综合，将农民工子女置于主体地位，看他们如 何在文本和生活实践中建构自我与外部世界。有关社会认同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更喜欢以积极而 非消极的自我概念建构一种社会身份，是为了通过所认同的群体提高自尊（布朗，2007 ）。因此，应 该把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放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去理解、去透视：作为一个介于城乡之 间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评价城市与乡村，这对其身份意识的形成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此一来，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便得到了衔接。 为此，本文选择了两个戏剧性的事件：一是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二是农民工子女随志 愿者还乡。前者通过对浙江桐乡市某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作文来还原，后者则以上海“放牛班的孩 子”合唱团的回乡之旅来呈现。无论是进城还是还乡，都是跨越城乡边界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