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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四名臣隐逸词研究 　　内容摘要：为了从不同视角观察南渡时期隐逸词，深入揭示那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与隐逸词创作的密切关联，了解南渡志士的精神风貌，对南宋四名臣隐逸词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四名臣的政治经历入手，细细分析四名臣各自的隐逸词创作，在总结隐逸词个性的同时，关注四名臣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共性，以及他们的隐逸词整体风貌在南渡隐逸词坛上的夺目个性。文章最后落脚于四名臣隐逸词特殊的政治烙印。 　　关键词：南渡词人 隐逸词 南宋四名臣 政治烙印 　　关于隐逸词的界定，历来在细节上众说纷纭，而且分类常有部分重叠。笔者在参考了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王伟伟《论宋代隐逸词》、王雪敏《宋南渡词意象论》、徐拥军《唐宋隐逸词史论》等文章与论著的说法并进行整理后，在本文中对隐逸词界定如下：①词人身心俱隐，在词中体现出或淡漠、或超脱、或极有生趣的隐逸心理，具体可能通过直接描写隐逸生活，或吟咏隐逸生活中的自然风物，或直接抒发隐逸哲思等；②词人身未隐而心向往之，具体可能有通过游仙题材来抒发出尘之思，或直叙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或表达归家返乡的愿望，或以隐士高洁品格自勉等[1]。总之，隐逸词是表达一定程度的隐逸心理或隐逸思想的词作。南渡时期的隐逸词也是如此。 　　南宋四名臣无疑是南渡词人中的志士词人，他们当时的文坛地位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使他??成为南渡时期志士词人的突出代表。而他们的词作除了感时伤世、唱和酬答等题材之外，隐逸词占了相当比重。以南宋四名臣的隐逸词为视角，可以窥南渡时期志士词人隐逸词创作的一隅，从而深入了解南渡志士词人的心理，揭示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形势、词人政治态度与隐逸词创作的密切联系，以及四名臣隐逸词的突出风貌。 　　既存研究中，有很多学者以词史的视角，从宋代或南宋整体来把握隐逸词，如万志强《南宋隐逸词简论》、王伟伟《论宋代隐逸词》、徐拥军《唐宋隐逸词史论》，等等。也有学者在南渡词人的整体研究中关注到了南渡词人的隐逸词创作，如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黄海《宋南渡词坛研究》，等等。对于南渡时期隐逸词的定位，学者们十分一致，那就是南渡词人隐逸词是南宋中期隐逸词高峰的准备，是隐逸词发展史上的初盛期。迄今，对南渡词人隐逸词的专题关注度略显不够，而南宋四名臣的隐逸词创作更是切入该问题的新视角。 　　一.南宋四名臣的共性与个人经历 　　自从清末王鹏运选编了南宋名臣李纲《梁溪词》、李光《庄简词》、赵鼎《得全居士词》、胡铨《澹安词》并定为一卷，编成《南宋四名臣词集》后，“南宋四名臣”专指李纲、李光、赵鼎、胡铨四人。这一称谓得到广泛认同，唐圭璋、王兆鹏、杨海明、陶尔夫等著名学者都在其著作中沿用“南宋四名臣”一词。 　　将李纲、李光、赵鼎、胡铨四人联系在一起的，无非是政治和文学这两条纽带。其中，李纲临危任命，在其指挥下京城（汴京）保卫战初战大捷，南渡后官至宰相，虽为相时日不长，却声望极高，政治地位超然，也在文坛上处于中心地位。李纲与李光长期有诗词唱和，李纲去世后，李光在挽诗中曾这样评价李纲：“忠言直节动华夷，肯为投闲便息机。[2]”赵鼎曾是李纲军幕的属官，后也官至相位，二人私交甚好，常有书信往来，《李纲全集》中便有李纲写给赵鼎的书信二十来篇。此外，李光与胡铨也常有诗赋唱和，还有人借此诬告二人讥讽朝政，因此二人共同被贬[1]。 　　因几人政治地位高，主张抗金，政见相类，性格又倔强刚硬，所以四人政治命运非常相似，都曾被秦桧一党迫害，一贬再贬。李纲坚决抗金，一贬再贬，听闻宋向金称臣纳贡后忧愤而终；李光反对纳贡割地，视议和为权宜之计，因上书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而忤逆秦桧，并曾当面指责秦桧弄权误国[2]，不断被人构陷，不容于朝，甚至最后家破人亡；赵鼎反对议和，开罪秦桧，晚年为避免祸及家人，绝食而死；胡铨较前三人更年少，主战，贬谪南岭及海南岛十七年，在秦桧死后才仕途稍顺，并极力抗议朝中议和之风，临终前仍惦念杀敌报国。 　　长期以来，对南宋四名臣的评价多为爱国志士，对他们政治价值的关注远远高出了他们的词作。但是，四名臣既是政治名臣，也同样是著名的南渡词人。四名臣的爱国情怀、高洁品格使他们成为南渡志士词人的突出代表。 　　二.南宋四名臣的隐逸词 　　据笔者按上述隐逸词的概念统计，李纲存词52首，有隐逸词14首，占总数的27%；李光存词14首，有隐逸词5首；赵鼎存隐逸词12首，约占其存词总数的四分之一；胡铨存词较少，有隐逸词2首。 　　（一）李纲隐逸词：从郁结无奈到孤独之中生的感悟 　　李纲的隐逸词大多作于贬谪隐居期间。其内容或为与友人赠答酬唱，或写隐居所见之景，或描绘田园生活。 　　早在李纲贬谪返回江苏无锡老家的途中，便有隐逸词作反映他对即将到来的隐逸生活的想象，其间还夹杂着一丝盼归的心情，如《江城子》（晓来江口转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