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doc

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研究 李玲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五四”女作家虽然广泛关注社会现实，但其创作中表现最深刻、艺术创造最成功的，则是她们自己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本文以中国女性文学和“五四”文学为背景，从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母女亲情、童心世界、女性情谊、性爱意识五个方面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怀及其审美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学开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思想、艺术价值。认为“五四”女性文学虽然并非自觉的女性主义创作，但第一次全面展示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权藩篱时的独特心声，却烛照出女性生活中许多始终不被注意的侧面，开启了女性文学的许多崭新话题，激烈否定了封建男权传统，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珍贵源头。 “五四”女作家主要有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石评梅、苏雪林、陈学昭、陆晶清、白薇、濮舜卿以及丁玲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她们在理性观念上有自觉的妇女解放意识；而在深层心理上，其人生体验又呈丰富复杂的状态。她们虽然广泛关注“五四”社会现实，但其表现最深刻、艺术创造最成功的，则是她们自己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本文从创作实践入手，着重考察“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怀及其审美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女性文学开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思想、艺术价值。 一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决定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女性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使妇女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 “五四”女作家大多数是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作家的生活视野决定了“五四”女性文学更着重于抒写女性初步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时的心路历程，而较为忽略她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实情形。“五四”女作家在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时，首先表达了觉醒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表达了她们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同时也真实地袒露了她们追寻这个理想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困惑。 　　女性要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收回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利。第一位以昂扬的气度高唱把握命运之歌的现代女作家，是陈衡哲。“……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2]“造命”相对于“安命”和“怨命”而言，是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主动把握。这种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使陈衡哲的创作获得了刚健豪迈的力度，有别于偏重婉约的传统女性文学。在诗歌《鸟》、散文诗《老柏与野蔷薇》、《运河与扬子江》以及童话《小雨点》中，陈衡哲通过童话思维和象征手法的普遍运用，把激扬的浪漫主义情感外化为一系列具有高度生命自觉的拟人化动植物形象，达到了艺术地表现情感的审美基本要求。但简单的类比对照和随意的拟人化处理，也使其中多数艺术形象仍然跳不出作者思想情感传声筒的窠臼，显得单一、平面化。因而陈衡哲高唱“造命”之歌的创作难免质胜于文。 重新建构主动把握命运的现代心理范式，女性才可能以人的自觉去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冰心将青年“牺牲自己服务社会”[3]的崇高理想凝聚成“灯台守”[4]的诗意形象，并由此升华出一种普泛的人生追求，认为“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无论是冰心的形象化表达还是石评梅、陈学昭的直抒胸臆，“五四”女性文学对妇女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思考大都偏于诗意和空泛。她们以女性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激情关注社会，但对女性应该如何投身民族解放、社会改造 与人民革命的时代主潮还无法作出任何具体的设想。与此相应，她们表达理想的创作往往向抒情、议论文体倾斜，在激情、议论的自由表达中回避事件、细节的描摹、想象。这点与后来“左联”和解放区文学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描写形成鲜明对比。 “五四”女性一旦把服务社会的满腔热忱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往往陷入无法摆脱的苦闷。“五四”女性文学真实地袒露了觉醒女性的这一精神困境。这种困境首先是“五四”女性生存处境对其人生理想的抑制。初步觉醒的女性环顾周遭世界，发现至少有两道难以逾越的关坎阻止女性踏上社会公共领域。一道关坎是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另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