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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监督中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摘要]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已初见雏型，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学术界和理论界还未引起充分的关注，而这部分权益却是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主要因素。2007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把未成年人民事权利作为重要的修改内容予以了补充和强调。本文立足于检察职能，对于如何在法律监督的视野下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谈一些粗浅的想法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 权益保护；国家保护；必要性；可行性；操作性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无时无刻地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每个过程，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们的成长。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尽管已有明确的规定，可具体的相配套的措施还不到位，使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执行主体缺位。那么如何来弥补和解决上述问题呢？《儿童国际公约》中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缔约国对儿童的利益予以维护，对一切不利于儿童的行为要进行行政和司法的干预。因此，儿童公约中，把国家作为了儿童的当然监护人和最终监护人。所以，笔者认为，作为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要重视实践探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研究和寻找维护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利的途径和方法，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一、探索的路径和方法 由于未成年人有其身心和生理的特殊性，所以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也应具有特殊性，在刑事案件审理中，这种特殊性早已得到确认。那么，显然在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中也应体现出其特殊性。 我国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从这一法律依据来看，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应该是全程的，全方位的，而不仅限于民诉法分则中的抗诉这一单一的监督形式。但实践中，检察机关仅通过当事人的申诉，通过抗诉的形式对确已发生的错误判决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是滞后的，对于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无法做到的，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权益，如抚养费、监护权、就学权等与生活、成长期所必需的一些权益，由于强调的是及时性和有效性，事后的救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但是，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我们既要行使好这种权力，也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因此，根据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未检部门承担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职责的话，可以先以刑事案件为切入点，通过以下方式来维护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 （一）变事后监督为全程监督 从以往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案件来看，案件的受理范围主要是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和不服上一级人民法院维持同级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的申诉。从这一受理范围来看，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主要是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判决后的申诉，这只能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权益主体受到的损害实际已经发生。但是，如果这时权益主体是未成年人的话，这种实际利益的损害，可能会殃及他一辈子的前途和人生，如果在最佳的时候，他没能有一个良好的监护环境；剥夺他学习的权力；由于赔偿款不能及时到位影响其治疗而引起发育不良等等这些具有未成年人特点的后果实际早已产生了的话，那么事后的监督显然不能达到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应从全程监督、动态监督的角度出发，在未成年人利益受到损害时，应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及时与法院或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改正，并不一定要采用抗诉的形式予以纠正。 有专家和学者或是实务工作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仅为抗诉一种。但从法律渊源来看，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借鉴于原苏联模式，虽然在目前的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对检察机关监督范围有所限制，但是在总则部分还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从其他法系来看，越南的民事行政诉讼法规定，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法院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是否参加诉讼监督；法国的民诉法中规定，在法院审理重要的民事案件时，判决做出之前，应当征求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在我国的澳门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从实践来看，有许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认为，我国的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分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事后抗诉权和上级院抗诉权，但目前在各基层院作为主要监督手段的再审检察建议或纠正程序性错误的检察意见，已经普遍被同级法院所接受，这从实践中已经否定了抗诉是唯一监督手段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来维护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 （二）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 在目前未成年人还不知道如何维权的情况下，要改变坐堂等案上门的方式，而是要主动出击。作为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已经在社会上确立一定的地位的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可以从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