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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在外教材在内 　　言语形式，是语言在语境因素下的具体运用形式。它与言语内容是相对应的概念，言语内容就是语言在语境中产生的意义。对于教材文本而言，言语内容就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表达的意义，而言语形式就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的表现形式。前者侧重于“文本表述的内容”，后者则是“如何表现文本的内容”。对于文本而言，决定言语内容的往往是某些关键的言语形式点，这些关键点也是作者的艺术匠心所在。抓住言语形式的关键点，可以深入有效地解读文本，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具体说来，言语形式的关键点，指的是言语形式的矛盾点、重复点和炼字点。 　　一、言语形式的矛盾点 　　矛盾，在文学理论中也被称为悖论、诡论、吊诡，即文本与生活、文本与文本的矛盾之处，用美国“新批评”文论家布鲁克斯的话说就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荒谬”与“真实”构成悖论。孙绍振教授在阐述“矛盾还原法”时分析：“我的还原，只是为了把原生状态和形象之间的差异揭示出来，从而构成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并不是为了去蔽，而是为了打破形象天衣无缝的统一，进入形象深层的、内在的矛盾。” 　　《诗经?静女》中有一句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这句话表面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矛盾”。“俟我于城隅”，即以男子的口吻讲有一位姑娘在城隅等“我”，那“我”是如何得知的？很显然，二人之前一定有过约定，而且是女子主动跟男子说：“某某时间我将在城隅等你”，这样，男子才会如期赴约，并且自豪而忐忑地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俟我于城隅”隐含着一种表述，即是女子主动约会男子的，如果是男子主动的话，那表述方面就应该是“我在城隅等姑娘”，也就是说，肯定是女子主动说“我在哪哪等你”，并且先于男子到达，这位憨厚的男孩子才会说“俟我于城隅”。这位漂亮活泼而又调皮大胆的女孩子，不仅主动约会男子，而且主动等待男子，更重要的是主动赠送男子礼物，这种行为也只有在礼教最薄弱的时代才会有，这也正是先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故事开篇，并不是以主人公为线索，跟随主人公的行踪叙述事件，而是继续围绕茶峒的风俗人情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述到此地的民风时，用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莫不”，例如：“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分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当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词就是“全”“一律”，这些词都是“全称副词”，表示“都”。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作者在写这个地方的风俗时，为什么用到这么多的全称副词？难道这个地方的人都行动一致，心就那么齐？这显然是与实际生活不符。其实，作者通过这些略带夸张的全称副词，表现的是一种人们的生活心理与生活方式的相通性。正因为心意相通，才会互相理解，关系才会融洽。 　　王维的《山居秋暝》有一个核心的矛盾：空与不空。诗歌开篇就说“空山新雨后”，点出了“空”字，但是随着诗意的展开，我们发现王维隐居的山并非真正的“空山”，而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所在。这里不仅有潺潺的清泉，还有处于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普通人，她们要么去洗衣，要么去采莲，抑或是捕鱼，正是一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图景。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说是“空山”呢？其实，王维崇尚佛法，追求空明宁静，喜欢隐居在安静的环境中，但是他毕竟不是和尚，不是高僧，而是一个诗人。他不是用禅宗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的，而是用诗人的审美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的。王维内心是有着深沉的“人间情怀”的，他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上人。因此，他的诗歌中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他的诗歌说到底也是人间百态的鸣奏曲。 　　矛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矛盾的主体最终达到深层次的统一。发现文本的矛盾，并且对矛盾进行解剖，最终使得矛盾冲突变成和谐统一，这就是解读文本时发掘矛盾价值的途径。 　　二、言语形式的重复点 　　重复，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反复使用某些词，起到抒发强烈感情、加强语势的作用。重复，并非语法上的赘余，而是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变形化处理。这些重复点，往往是理解作者内心世界的关键，是理解整个文本的关键。 　　巴金的《小狗包弟》，从言语形式上讲，本文出现了大量的“我”和“自己”，甚至在没必要出现“我”的地方，作者也用了“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例如： 　　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从想象包弟被解剖，联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