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选择.docVIP

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选择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学记》提出的“知类通达”与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回归，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是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目标；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拔尖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C961；G40-058；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07-0001-02 　　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研究型大学的重大使命。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清晰的答案。我国古代教育典籍对学校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有非常深刻的论断。《?W记》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就提出了“知类通达”的要求，北宋胡瑗主张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明体达用”的人。《学记》提出的“知类通达”与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回归 　　“知类通达”中“类”指某一具体的知识，“知类”强调基础的训练，“知类”目标的达成需要学习大量的儒家经义，同时兼习其他百家之学；“达”就是学习迁移，“通达”指知识的学习要达到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知类通达”强调知识的基础性、通识性和迁移性。从整体上来看，“知类通达”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要求，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的古典教育就有通识教育精神和通识教育内容，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通识教育家，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通识教育的价值。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就是通识教育。在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之前，我国的古典教育都可以称得上是通识教育。 　　胡瑗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体达用”之人。所谓“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所谓“达用”，指能把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还要重视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即培养体用结合、理术兼长之人，这与现代大学专业教育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明体达用”的当代意义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知类通达”与“明体达用”的关系，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梅贻琦是一位对我国古典大学教育思想有深刻领悟的教育家，他认为大学教育（即本科教育）应该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不应该着眼于某一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该着眼于有助于接受更高深专门学问的“通识”。梅贻琦所主张的“通才”教育并不排斥培养专才，而是将培养专才的任务赋予大学研究院、高级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生教育、应用性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和社会实践。虽则如此，在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办学实践中，坚持的是由博而专的通才教育，在大学一、二年级实施通识教育。至于专与博之间，各系各有不同。应该说，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较好地促成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发展史上较好地处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教育成效比较显著的一个时期。 　　西方大学有实施通识教育的传统，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17、18世纪洛克的“绅士教育”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19世纪赫胥黎“普通教育”“整体教育”思想，纽曼的理性主义大学教育价值观，一直到20世纪美国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英国新实在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罗素和怀特海，均倡导、坚持和推行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或全面教育。 　　大学“通识教育致力于破除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综合全面地了解知识的总体状况，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有机关联，实现整体把握，培养学生贯通科学、人文、艺术与社会之间经络的素养，避免知识的碎片化，避免因过早偏执于某一学科而导致的学科视角狭隘，防止一叶障目的片面，盲人摸象的偏见，鼠目寸光的短视及孤陋寡闻的浅薄，力图博学多识，通情达理，通权达变，融会贯通，思辨精微乃至出神入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大学通识教育传统与中国“知类通达”的古典教育思想具有通约性。 　　非专业性、非职业性、非实用性的通识教育自工业革命以后，遇到过不同程度的挑战和责难，这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导致了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知识日趋专精，技术的更新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分工的加快，从而也使得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