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活动非正式课程与全方位学习.doc

課外活動、非正式課程與全方位學習 黃毅英、周昭和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從課外活動定義的「不算學分」談起 正如中國第一本有關課外活動的專著(李相勗、徐君梅、徐君藩，1936)中提到「……然而他們對於課外活動的解釋，大都是『學生在正課以外所參加的，同時不能獲得學分的活動。』」(頁1)。這其實是美國《教育詞典》所下的定義，美國Frederick (1959) 的“The Third Curriculum”及本港的馮以浤先生均沿用之，即「」1)。嗣後黃毅英、林智中和顏明仁等人有關課外活動之研究均依照這個定義進行。 學者們的課外活動定義強調「」Frederick, 1959；Hinton, 1964）；另一方面，學分的外在誘因牽制了學生自由發展的方向，甚至人格模塑。「」「」(low stake)等甚囂塵上之趨勢，不能不教人憂心忡忡。 近年，教改提出全方位學習的理念。究竟它是要將「」「」「」還是兩者實有不可兼容之處呢？筆者認為這並非象牙塔內意識形態上之爭論，而是實際牽涉到課外活動的存亡乃至學生「」「」「」(play)、遊戲(game)、競技(sports)外，更可泛指一切人類的抽象思考和現象。 「課外活動」一詞的模糊，須從歷史中去考究。中國學校教育開始之初，正是中國廢除科舉後，學校生活仍以課堂唸書識字為主（楊慶餘、俞孝武，1997），「課外活動」其實隱含了「勤有功、戲無益」的集體符碼，但卻又可以成為潛移默化者之落腳點。在傳統教育下，這種「深思熟慮的模糊」為學生自由學習留下發展的空間。 八十年代初期，乘著普及教育延伸到中學階段，香港中學之課外活動進入活躍期，香港課外活動統籌主任協會(現為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亦於此背景下成立。在普及教育的理念下，「課外活動」帶來次等地位的印象帶來了討論。張子江(1983)便曾建議「課外活動」應改名為「聯課活動」，成為課程的一部份，使其與各科目看齊，令家長重視。當時的署理教育署署長梁文建(1983)則認為「課外活動」的名稱實在有商榷的餘地，不過由於沿用己久，到現在才加以正名，似乎並無必要。但是教育界對「」semi-curricular activities)、「聯課活動」(co-curricular activities)、「室外活動」(extra-class activities)、「團體活動」(group activities)及「學生活動」(student activities)等類似觀念(頁1)。Frederick(1959)更舉出十三個相關定義(見黃顯華，1994)，香港亦有人提出「」b)，建議把課外活動放入正式之上課時表間。《學校德育指引》、《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學校性教育指引》、《學校環境教育指引》（教育署1981；課程發展委員會，1985，1986；課程發展議會，1992，1996，1997，1999）均以“informal curricular”概念（中文本譯為非正規課程），提出利用課外活動實踐其指引，課外活動逐漸與課程聯上關係。然而這個新形勢卻未讓課外活動深入地影響課堂教育，強調自主的學習，反之，成為學校指標的附庸。 八十年代初期學校課外活動的「」「」，各校也無法可以避免公眾以會考成績作為評鑑各「」「」)。此外，部分對課外活動技巧不純熟的老師亦傾向以保住成績為藉口，推辭課外活動的任務。課外活動於是再次被邊緣化。 在首筆者有份參與的《學校課外活動指引》(教育署，1996)之制訂過程中，便感受到強大的壓力，為了抗衡這種邊緣化，須把課外活動定位為課程活動的一部份，故此於《學校課外活動指引》的引言中，開宗明義說明「」)。在此必須指出在《學校課外活動指引》中，「」6)。 與此同時，學界亦感到重新尋找課外活動堅實學理依據之必要(不是說從前沒有) (蓮華，1993，1995)。黃顯華(1994)一文便正式的提出課外活動之課程觀。不過從同文可以看到，所指的課程亦非區限於「」「」「」「」「」「」8)。 上海市1989年頒布的《九年制義務教育課程改革試行方案(草案)》提出了活動課程，正式將課外活動課程化(楊慶餘、俞孝武，1987，頁8-9)。2001年，隨著內地21世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2001)正式頒佈了《綜合實踐活動指導綱要》，其中包含了「研究性學習」(即專題研習)、「社區服務與社會實踐」及「勞動與技術教育」三大「」「」「」「」「」「」1999年大學收生考慮非學術成績推至另一高峰。這與取消學能測驗後形成的升中新格局及有關方面提出課外活動指標化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