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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的发展
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的发展
——中国现代农业的“反过密化”经营分析
摘要:自黄宗智提出中国农业存在过密化理论后,无论国内外学者如何争议,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都呈现着“反过密化”经营色彩。本文基于中国农业过密化危机状况,对我国农业现行发展中的反过密化经营行为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了只有纵向一体化才是将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向非农业生产转移的有效方法。并实例论证了合作制在我国农业产业化中缓解过密化危机的作用,提出农业产业化中应建立起的三个社会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合作制 反过密化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人多地少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小农生产方式维持了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经济”。[1]曾经那个“男耕女织”非常牢固的经济体18亿亩红线”正是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情况下不得不面临的决策问题。而无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多少,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过剩农业劳动力的农民国家。在我们可预见的范围内,这种状况将会持续。温铁军(2000)老师认为,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进程,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庞大的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使得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劳均面积减少,整个耕作劳动力呈现过密化态势。对于存在于世界多国的农业过密化问题,我国有基本国情原因,也有政策制度原因。黄宗智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与“男耕女织”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而半工半耕根源于非农作时期大量农业从业人员的隐性失业以及农民的低收入状况,实质上也反映了我国农业过密化事实的存在。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转移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实行“反过密化”措施发展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刻不容缓。本文就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中进行的“反过密化”经营策略进行分析,结合国情、民情论述了各种方式的可行性,以实际案例论述了合作制在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基于“反过密化”视角着重发展的方向,同时提出我国应建立的起重要支柱作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二、中国农业发展中的过密化危机
中国的“小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属典型,无论是明清时代还是民国时期。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曾经提出:“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农自耕的生产方式实际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均衡陷阱。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每亩耕地平均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但中国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2]所以,当西欧的小农经济正在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逐渐呈现出过密化。建国初期,农村合作社制度使得小农经济向规模化大生产转变有了农业制度为国家政权服务的色彩。为促进农业生产,增产创收,也为保证国家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倡导实行集体化,动员农村妇女劳动力加入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中;另一方面,在第一产业增加要素投入。使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从1952年的1.73个亿到1980年的2.91个亿,增加了将近70%。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粮食总产量的出发点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3] 过密化状况仍然在持续。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人数以及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以致于改革以来三十多年之中所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业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7(播种)亩的基本原因。当然,近年来地方官员大规模侵夺征占城郊农民承包地,达到1.5亿亩、涉及9千万人的幅度,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4]无论怎样,一定水平的农业产出、庞大的农业就业人员加之人均极少的耕地面积综合反映着中国现代农业中过密化问题的存在。以种植业为例,过密化潜存着巨大的危机。今日的种植业实际上已经逐渐呈现缓慢增长甚至是停滞、倒退状态。粮食总产量从1999年以来逐年递减,从1998年的5亿吨直线递减到2003年的4.3亿吨。劳均粮食产量,因为粮食播种面积递减,从1998 年高峰的1574公斤一年又一年地下降到2003年的1362公斤,粮食亩产量处在基本停滞状态:1995 年342公斤,2000年342公斤,2003年344公斤[5]。此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看似相悖,实际上抛除自然灾害等原因,从我国民情出发,考虑农民种植的低报酬以及生活欠缺必要类保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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