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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 大家非常关心近期内地工资上涨对中国未来经济有何影响。今天我从三部份讨论 这个问题。 第一部份：“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工资开始加速上升。 传统社会里有一种二元特征：落后的农业和先进的非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劳动 力从农业不停地向非农业 （如工业）转移。当劳动力转移至所余无几时，工业劳 动力供不应求，到达 “刘易斯拐点”，工资便会上升。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仍有 1 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至城市，但这数字与当前内地特别是珠三角 “用工难”的 情况脗合。对此，我认为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统计制度有所缺陷。 农村和城市人口按常用户口，即户籍人口作统计。但户籍在农村的人口是否真的 在农村种地？显然不是。因此，人口统计有时不太准确。 另外，“农村剩下 1 亿多劳动力”，但剩下的是怎样的劳动力？四年前我在政府工 作时，曾调查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 3,000 多条农村，发现农村的确是有一些 劳动力，但当中妇女劳动力多在35 岁以上，男丁劳动力多在40-45 岁以上，这些 劳动力可否转移到城市就业呢？按数量而论，农村好象还有部份劳动力可以转 移，但若论年龄结构，这部份劳动力实难以转移。况且事隔四年，农村人口年龄 增长，转移的可能性随之下降。由此可见，中国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大为转变。 此外，现在一些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肯到劳动为主的企业工作，新一代80 后、 90 后的农民不愿干脏的、累的、苦的、重的活儿，形成劳动力供应与产业结构矛 盾的局面。 按照不少经济学家的理论和人口的数量分析，中国距离 “刘易斯拐点”好象还有 5 至 10 年。但从年龄结构来看，其实 “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60 岁以上 的乡村人口有 1 亿多，而 60 岁以下的乡村人口却越来越少。尽管计划生育政策 在农村并非十足贯彻，但农村生育力正在下降。因此可以判断，从现在至 2015 年，中国凭劳动力支撑经济增长的优势正在消失。今后五年新增劳动力仍多于退 休劳动力，但再过五年，退休人口便会多于新增人口，故此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 应并不乐观。 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当时出生的大量人口到改革开放时 正值就业年龄。但改革开放 30 年后，这批人口已届退休年龄，而他们的生育率 较低，所以他们的后续劳动力正在减少。由于劳动力供应有所变化，从 1999 年 开始，中国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实际每年平均工资增长 10%，企业工资成本迅速 增加。从2004 至 2009 年，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月薪翻了一翻。在这个人口 背景下发生富士康事件、广东汽车罢工事件和全国加薪浪潮，并非偶然。 第二部份：日本、韩国、香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到达 “刘易斯拐点”的情形。 日本约在1970 年突破 “刘易斯拐点”，工资加速上升，其农村就业人口在总人口 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农业在 GDP 的比重亦然。在到达拐点后某段时期，工资 1 增长速度会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结果日本经济从靠投资驱动转变为靠消费驱 动。这样一来，日本经济结构比高速增长时期平衡，劳动力报酬在 GDP 中的比 重到达拐点后上升，而服务业消费也在70 年代快速上升，占GDP 中的比重不断 扩大。这是由于服务业的附加值较高，且能容纳较高的工资成本。 韩国在 80 年代，农业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农业产值在GDP 的比例不 断缩小，其工资增长速度也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在各个产业中，食品、纺织工 业开始转型，造船等重工业和金属制品等行业在 GDP 的比例则上升。韩国与日 本一样，经济结构调整，变得更加平衡。 1950 年代，内地特别是上海、江苏、浙江大量纺织商迁来香港，纺织业成为香港 的支柱产业。但当时香港只有400 万人口，使本地纺织业不久便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