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货币体系重构.docVIP

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货币体系重构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且越演越烈，呼唤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全新的制度性安排。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挥亚洲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构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格局显得非常急迫。 重构货币体系格局应强调亚洲因素 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将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无遗。当今全球的货币体系是因两次大的历史性制度安排（事件）形成的：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构建的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二战”后全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遵守布雷顿森林会议协议，放弃美元与黄金及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从此，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间自由浮动，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在“二战”以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两次大的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形成了今天的独特格局：全球各国均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了基准关系（或固定或浮动），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占全球贸易结算量的70%，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全球货币事实上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之上（尽管1999年1月诞生了欧元，但其稳定性、国际影响力还远无法与美元同日而语），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铸币税的收益。无疑，这一货币金融格局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间存在重大的内在冲突。当美国“全球争霸”的国家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美国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各国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本质都有较深的认识，并围绕着如何长久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二战”及“冷战”以后形成的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非常复杂：一是各国货币重新退回金本位时代，与单一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非常不现实；二是当前国际上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欧元）能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基准货币；三是美国绝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地位，自动放弃其成为世界单一超级大国的根基。因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基于国家间力量相互消长的演进过程，并需要历史性事件作为其“突变”的契机。 鉴于此，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在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而言，现实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能幻想美国会自动放弃（或自我根本性变革）其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在现有金融框架下与其周旋（如道义上促进其调整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进IMF决策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应加紧构建未来相对合理的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理论上、在方案设计上加紧准备，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共识，逐步推动与实施，积累量变，等待时机促成质变。 以目前国际间理论与实践积累的情况看，在构建“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若干可选方案中，“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是最优选择。一方面我们不能在放弃美元本位币的同时，又选择另外一种单一货币（如欧元）本位币，更不可能倒退回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或资源）本位币时代。另一方面，按现有的国际间强势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演进的趋势看，很有可能形成美元与欧元平分天下的格局（英镑与日元正逐渐被边缘化），而这一格局对全球来说仍是不稳定的，除了由于美欧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自身市场潜能未被充分考虑在内（目前亚洲已占全球GDP的1/3，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左右）。因此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以当前格局来看，这一多元化体系当然应以美、欧、亚三足鼎立为主（长期来看，随着拉美、非洲的发展，多元化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五大洲）。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 会议上曾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四点建议，最后一点就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既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发挥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亚洲形成一个统一的、并共同以此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构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格局，符合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演进的需要。就目前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看，这一货币制度体系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日元为中心，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