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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币及港币统一问题探究摘要:随着内地经济不断发展,人民币由弱走强,香港与内地经济的相关性不断提高,部分学者提出了人民币和港币一体化的问题。本文分析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与货币流通情况,并对港币和人民币一体化的原因和路径选择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港币的人民币化将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港币;人民币;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22.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0-0018-04 一、关于货币一体化的文献综述 (一)货币一体化的规范研究 货币一体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指在一定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和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保持汇率浮动”。 蒙代尔(Robert A.Mundell,1961)最早提出以要素高度流动性为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1]麦金农(Ronald McKinnon,1963)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即经济开放度越高越适宜建立相对封闭的通货区;[2]凯南(P.B.Kenen,1969)提出以产品多样化作为货币最优区的标准,产品多样化高的国家之间以固定汇率制组成货币区;[3]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提出金融一体化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可以借助资本的流动实现由于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的不利变化。此外,还有哈伯勒(G.Har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提出的具有相似通货膨胀的标准;托尔(Tower,1976)和维莱特(Willett,1976)提出的以政策一体化作为标准的货币最优区理论。 在单一标准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们开始运用复合判定标准来衡量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最优货币区域。比如汉森(J.D.Hansen,1997)、尼尔森(J.U.M.Nielson,1997)、雷曼(S.S.Rehman,1997)等提出了建立最优货币区域的复合条件,认为货币联盟的实现有赖于各成员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受外部冲击的特征。维塞尔(H.Visser,1991)指出判定标准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区域内部具有紧密的贸易关系;二是区域内部具有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和较灵活的工资及价格机制;三是区域内部所有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主要有克鲁格曼(Krugman,1990)的“GG-LL模型”、贝育梅和爱切格利姆(BayoumiEichengreen,1997)的《最优货币区和汇率波动:理论与实证比较》,以及查拉斯(Tavlas,1993)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说明一个国家是否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区后成本和收益是否有权衡的标准。在此,成本是指加入货币区的成员国必须放弃运用汇率和货币政策实现稳定国内产出和就业的权力而引发的额外经济不稳定。收益是指该成员国加入实现固定汇率制的货币区的货币收益,其等于汇率浮动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复杂性及结算和交易成本等的损失。 基于以上理论,目前我国学者关于人民币和港币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朱孟楠和陈硕(2004)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失业率、汇率、财政赤字、消费物价指数和非经济因素等复合标准下论证在两岸四地创建“亚元”的可行性;[4]洪林(2007)则是运用复合判断标准和克鲁格曼的“GG-LL模型”论证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5]黄燕君和赵生仙(2003)就如何实现港币和人民币一体化提出了自己的路径选择,并建议推出单一货币――中国元;[6]沈国兵和王元颖(2003)通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占GDP比、外债占GDP比、汇率、一年期利率和失业率的对比说明在港澳台与中国大陆建立“中元”共同货币区的可行性。[7] (二)货币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采用经济冲击的对称性分析来研究货币一体化问题。经济冲击是指造成经济体在运行过程中偏离均衡状态的内外部冲击因素,包含有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等等。Cohen and Wyplosz(1989)率先使用GDP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冲击的对称性问题;Blanchard和Quah(1989)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角度提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 Regression, SVAR)方法;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 1994和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