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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视野中金融职务犯罪预防摘 要: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者与法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基本吻合,将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金融职务犯罪预防是可行的。通过对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发现金融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与预期收益明显失衡,从而导致金融职务犯罪猖獗。为此,加大金融职务犯罪的违法成本成为预防此类犯罪的关键,而提高违法成本则应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以提高查处几率。 关键词:法经济学;金融职务犯罪;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55-03 一、引言 金融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为了保证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化解金融风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金融工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检察、金融机构切实采取措施,共同做好预防和打击金融系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要有效地预防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必须深挖金融职务犯罪猖獗的关键原因。法经济学的发展为揭示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猖獗的关键原因提供了可能,只是鲜有学者将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此方面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用法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金融职务犯罪预防,揭示了金融职务犯罪猖獗的关键原因,也提出了具体的预防策略。 二、法经济学理论分析金融职务犯罪预防 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理性的经济人。该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是人的本能要求。行为人在做出违法与守法的选择时能进行理性的判断,即通过比较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净收益大的行动方案。用波斯纳的话说就是:“人是理性最大化者(Rational Maximizer)”。[1]理性是解释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构成,是行为人实现自利的途径。在经济学中理性是指每个经济主体都能遵循趋利避害原则,通过成本――收益的边际分析,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其面临的所有机会和手段进行最优选择。其含义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认为人具有与动物一样的求生本能,由于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二是极大化原则,主张在理想状态下,经济人总能充分利用其无界的智力资源,经过精确的计算,使他们的选择在理性的时候停止下来;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存在一致性。[2] 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优点可以使我们不再停留于描述性分析或定性分析。是实现了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飞跃,但必须承认,人类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心理学实验充分证明,情绪化行为、冲动行为、从众行为等非理性行为普遍存在。换言之,法经济学理论不是万能的,不少犯罪现象也难以用该理论进行解释。对于突发性犯罪,由于不存在策划的时间,罪犯实际上想的会不像法经济学模式所推测的那样。当犯罪者未受过教育或不为金钱收益而犯罪时,也难以用法经济学原理解释。 笔者看来,就金融职务犯罪而言,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可行的。首先,金融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与法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基本吻合。法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是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的精明人,而金融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领导干部或金融从业人员,属于高智商的人。其次,金融职务犯罪的发生过程与法经济学假定的人的思维过程基本相符。法经济学假设行为人在行为前,会通过比较各种行动方案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净收益大的行动方案。金融职务犯罪绝大多数是有预谋的故意犯罪,犯罪前行为人有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这与法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一致。最后,法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与法律中的“合理人”不存在必然冲突。法律作为一种人为的理性,其通过反映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基本社会规范来构建法律关系中的标准人――“合理人”。“合理人”作为法律拟制出来的一个假想人,是理想化、标准化的拟制人。这点和“经济人”一样,均被抽象化。“一个人要是合理的,必须是理性的。”合理往往包含了理性。[3]总之,金融职务犯罪人的特点、金融职务犯罪的生成过程与法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是相似的,说明将法经济学理论适用于职务犯罪预防是可行的、有效的。 三、金融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人们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和选择时,特别是站在合法(守法)与违法的边界线上选择违法还是守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往往是违法成本。通常的情况是:违法成本低,人们会选择违法;违法成本高,人们会选择不违法。而基于对投入产出的判断,当违法成本低于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违法;当违法成本等于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会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希望自己的违法行为不被发现或不被查处;当违法行为的成本高于违法所得到的利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