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两个应予关注问题.docVIP

社会转型中两个应予关注问题事例一 ─就业环境建设问题 富士康员工祝某,24岁,河南籍,5月11日在深圳龙华街道跳楼身亡。她是今年以来第八个跳楼的富士康员工。一个屡屡出现员工跳楼的企业,可以说是个“问题企业”,于是人们就问题找问题,学者们此时很像是一群摸象的瞎子。 婚恋与家庭学者看到了情感问题,他们说这些年轻人整天劳作,收入也很低,到了婚恋年龄却根本没有本钱谈婚论嫁,于是想不开了,走上了绝路。 社会学者说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让他们不适应,他们来自农村,生活开始时,环境压力不大,虽条件简陋,但衣食尚无忧,得过且过,来到城市,生活节拍突然加快,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久而久之,就患上了抑郁症,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 企业文化学者说,当前企业竞争激烈,各种企业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拼命降低成本,压缩必要的文化氛围建设的投入,把进到企业里来的职工当成苦力,更直接地说是当做牛马来使唤,根本没有考虑建设什么图书馆、阅览室、文化娱乐中心等精神健康福利设施,让孩子们在心里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身心健康方面不出问题才怪呢。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据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称,“最近在富士康围区里已被发现并予以制止的类似事件还有二三十起,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事例一评论 怎样看待富士康公司员工的自杀问题呢?除了企业当局认真反省自身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外,政府也应当考虑做些什么。政府起码可以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为。 富士康的员工们既然感到生活压力大,工作强度大,为什么不去选择“更好”的企业,去争取更适合于自身条件的工作岗位?答案是“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些跳楼的职工也许会考虑选择炒老板一把,试一试跳槽的运气,起码,这比跳楼明智得多。 现在新办一个企业的难度实在太大了,注册资金制约,先期开办资金的投入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还要经过政府的各个有关部门的检查、审查,有时还不得不依照潜规则请客送礼,没开办过企业的人不知道,开办一个新企业要跑多少门坎、盖多少个图章。 在北欧那些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挪威、瑞典、芬兰,只要是本国公民,无需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用自家的住处和私人账户开张营业,招聘多少职工,干什么营生,政府一律不问,只要有了收入以后照章纳税即可。 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统计,每年日本人新办企业的数量不下五百万,这在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已经显得很多了。当然,大多数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但总能有一些成长起来的新企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成为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吸收社会剩余劳力的好帮手。 而我们的政府习惯于统管一切,也自认为有能力管好一切,以为只要自己一加强管理,问题就被制度挡在了门外,其实,那些制度并不完备,坐在机关里的那些官员总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意识:要把来登记注册人想象成坏人,总怕有人以办企业为名行骗,左一个审查右一个验证,其实真正以办企业行骗的,都能找到对策,巧妙地躲过层层审查。那些审查、验证只给打算开办新企业的“君子”添了麻烦,对真想利用开办企业实施诈骗的坏人,那些审查和验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既然如此,审它做甚?把监督企业的职能交给法律机关不更合适吗? 因此我建议,政府实施新的企业登记制,大幅度简化手续,废除现在的注册制,鼓励人们多创办民营企业,尽最大可能增加社会就业岗位。 张自忠将军主政天津的时候,不知什么人发明了一个新词─“劝业”,意思是政府上门鼓励有钱的人、有见识有能力的人都来开办企业,以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天津劝业场”就是当年鼓励天津人创业的见证。那时候,天津的就业形势远比当时的北平好得多。 “劝业”应当永远成为每一个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政府为有条件挑头办企业的和想试一把当老板的人创造条件,多办企业,劳动力的选择也就多了,在富士康那样的“问题公司”呆不下去的员工,就会有更多的再就业选择。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转换一个角度再说两句。 客观上讲,自杀问题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个关于中国自杀率的统计,为33.3人/10万人,但是这个说法不为中国官方所承认。中国自杀率的官方统计机构为卫生部,1999年,官方公布1993年中国的自杀率为22.2人/10万人。这一数据也被广泛引用。在2007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卫生部公布的自杀率为7.44人/10万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覆盖人口约为1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其中50%在东部地区,40%在中部地区,只有10%在西部地区。不仅覆盖面不够,两个系统都还存在漏报的问题,在1998年的统计中,死亡漏报率在13%,而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的成人报告死亡率水平低,也存在漏报现象。在统计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