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及资产泡沫源自难以为继增长模式.docVIP

通胀及资产泡沫源自难以为继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个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有待确立的时期；一个短期内承受巨大硬着陆风险，中长期转型任重而道远的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显得格外重要。 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形势较为严峻，是目前宏观经济的两个突出现象。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近期的资产泡沫，其严重程度已经不亚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当然，我们不希望最终演变为日本那样的崩溃和长期萧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需要深入理解泡沫形成的根源。 最近两个月中国CPI涨幅接连超过了7％、8％，已经超出了温和通胀的水平。治理通胀是宏观经济当局的重要任务。但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本质存在一些不恰当的理解，形成一些措施也是不恰当的。要切实有效、不引起不良副作用地治理通胀，也需要正确地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 这两个现象其实都出自同一个根源，那就是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作为出口导向模式配套的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 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释放，以此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能够奏效，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盈余，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压力，更不用说贸易摩擦等等副作用了。如果这时候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盈余国家的本币会自然升值，从而恢复平衡。但采取这种办法必然对出口企业形成改进技术和进行产品升级的巨大压力。为了保护出口企业和维持高额出口，就不得不由货币当局大量购买外币，以此来保持本币的低汇率。这样做的后果是长期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积累起大量过剩的购买力，最终便反映为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这一条路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走过的老路。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和昔日的亚洲“四小龙”都是靠着出口导向的高增长而创造了所谓亚洲奇迹。但“福兮祸之所倚”，这些地方恰恰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汇率改革和改造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而导致货币超发，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最终吞下泡沫破灭、经济衰退的苦果。 至于通货膨胀，我觉得现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一种说法叫“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个概念本身自相矛盾。经济学上定义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就是总体的，“结构性”是说一部分物价上升，一部分不上升，这怎么叫通货膨胀呢？说“结构性”通货膨胀，就好像说“方的圆”一样。我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我一样，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超发导致的。所以我说目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都是由出口导向和本币低估这同一根源所致。但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这种说法隐含着错误的认识，也就造成错误的治理措施。比如限价措施，就是认为通胀是“结构性”的，也就可以“结构性”地来治理。通胀是总量问题，只能由总量入手来治理，限价会造成有价无市，固化不良结构等恶果。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资产泡沫继续累积，治理通货膨胀，避免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所经历过的危机，实现经济软着陆呢？ 短期内确实很困难。因为货币超发已经累积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也使宏观经济当局的政策空间变得狭小。有经济学家提出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办法，说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能够阻止热钱继续流入。我觉得从源头上扼制货币超发的观点看，这种想法是对的。2003年这样做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但现在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则会是一步险棋。此外可以使用的工具还有提利率、提高准备金率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对冲。但美国由于次贷危机正在减息，如果中国提高利率，又会给热钱流入提供一个理由；准备金率已经很高，而且这个工具是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会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公开市场业务，一方面央票已经很多，另一方面它也是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会导致和提准备金率一样的问题。因此这些工具的使用空间和效果都比较有限。 所以我不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药到病除。宏观当局应该综合运用这些办法和工具，把握好分寸，短期内稳住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在这样的条件下，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成为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坦途。 过去十多年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转变不过来，根本上还是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权力过大，市场不能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所以要推进国企、金融、财政等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打破垄断，消除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短期的困难并不应阻碍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脚步。30年来的改革，本身就是被困难逼出来的。正是由“大跃进”、“文革”等造成的经济、社会灾难，中国的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