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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之基 从上海多年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经验来看，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是一个重要载体，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从和谐社区建设入手，可以有效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春节刚过，中央就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在开班式上，胡锦涛同志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中央的大计方针已经确定，上海要结合自身特点，扎实开展工作，必须找到有效的工作载体。从上海多年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经验来看，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是一个重要载体，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和谐社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来理解，机械地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像社区这样的单元组成的，每个社区和谐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社区的真正意义始终在于它是整体社会的一个“全息缩影”，作为局部的社区是一个包含了整体社会基本信息的独立单元，社会的生活需求、利益关系、群体矛盾、阶层结构和运行逻辑，在社区都有对应的表现。社区是社会的一个窗口，把握了社区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社会，把握了和谐社区建设的原理，对于把握和谐社会就有了感觉。 　　构建和谐社会，党的领导是核心。但社会是散在的、动态的，许多时候是不定型的，党如何同社会打交道，包含了许多全新的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压缩了行政方式作为党的工作进入渠道的空间。“两新组织”中党员分布不均衡，流动性大，更使传统的“组织内建组织”并依托固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的党建模式，遇到了挑战。面对一个本质上由享有合法权利、拥有独立生活来源的自由个体自愿组合的社会，具体落实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需要实在的平台，党的组织进入社会需要稳定的通道，党的工作的有效覆盖需要可操作的手段，而正是在这些方面，社区可以提供一种有效载体。 　　在社会学意义上，社区首先不是一个区域概念，而是一个区位概念，社区反映的是人们活动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分布状况。在这一点上，社区既不是完全不定型的，人们在社区内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形成交往样式和关系结构；同时区别于正式组织的单一取向和刚性边界，社区在本质上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具有综合的内涵和开放的边界。社区的稳定性使党的工作有了具体的对象，社区的动态性使党的工作有了延展的空间，社区的区位特征使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工作犹如扼守要津，可以依托社区机构和组织，在生活情境中与群众发生直接联系，协调利益关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党在基层的组织形态和工作方法实现突破和创新的过程。“窥一斑而知全貌”，从建设和谐社区中积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党的社会工作能力可以得到明显提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目标，需要执政党的谋划，但具体落实还需要政府来操作。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作为个人的自愿结合体，同样也是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存在和运行。在体制急剧转型期，效率与公平存在内在紧张，利益矛盾较为突出，部分群众的基本权益亟需满足。在此背景下，社区范围内集中了大量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政府的高效运作。而从建设和谐社区着眼，从群众的现实需要着手，在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理顺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机关作风，提高部门效率，不但可以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城市改革、建设和管理的“后方基地”的作用，还可以对面上的基层管理进而对整个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全市的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社会的发育是历史潮流。“建设社会”或“构建和谐社会”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有其内在生存发展逻辑的实体，其运行方式就是社团、自治或社会治理，即主要通过参与和协商来解决问题，通过“同意权力”来规范个人行为，取得协调与和谐。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团体的大量出现既是社会发育的必要条件，也是其明显成果。但在体制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各种体制性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可能很快，其充分履行职能也需要时间，社会参与的失序就可能带来风险。在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团和自治，但又缺乏社团和自治的情况下，可以首先将社区作为工作平台，发挥其整合社会资源、为个人提供各种支持、缓解各类矛盾、促成社会和谐的作用。为履行这一功能，社区需要针对居民的现实需求，推进实体化、规范化建设，除了现有的“街道—居委会体系”之外，其他职能部门要确保管理和服务到位，各类社区单位也应该找到自己在社区中的活动空间，形成与社区相互支持的格局。而更重要的，还是要为居民搭建公共参与的舞台，尊重其作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