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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述评 　　[摘要]近年来，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发展迅速。该理论与长期主导二语习得研究的认知派理论在理论预设、核心概念和实证研究等诸多层面存在较大差异。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入手，阐明了该理论与文化历史心理学的关系及其与认知派理论的区别，同时通过分析和评价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实证研究，指出了该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密切关系以及个体调节和教师干预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二语习得；调节论；最近发展区 　　[中图分类号]G642.4[文?I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 　　社会文化理论是在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开创的文化历史心理学（culturalhistorical psychology）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核心是主张人类所有的认知发展都涉及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是个体认知能力发展的源头[1] 。维果茨基认为，人类认知能力是一个不停变化的过程，因此应该采用历时的方法研究这一过程中各种心理机制的源头和发展阶段[1]。具体来说，历时的研究方法通过观察个体发生和微观发生来解释认知能力的发展：个体发生是生物、文化与历史等多种因素对个体认知发展过程的影响；微观发生是指实时的、发生在眼前的变化。 　　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的尝试始于1985年Frawley Lantolf的一篇文章《Second Language Discourse：A Vygotskyan Perspective》[2]。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维果茨基学派的心理学理论为二语习得领域的诸多现象提供了“清晰的”和“一致的”解释；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摒弃以正确或错误来划分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产出，因为所有产出都反映了学习者努力完成交际任务的策略，这些策略涉及3个方面的认知功能，即对客体、他人和自我的操控。这些认知功能的发展都来自与学习者有关的社会活动，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学习者的社会活动。因此，Frawley Lantolf[2]认为，二语习得的过程绝不能简化为类似“管道”的信息传递，任何涉及语言的交际过程都应该考虑其社会属性。根据Lantolf[3] 的观点，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应该关注以下两个问题：（1）学习者如何利用一套新的、基于二语的符号系统来调节自身的交际和心理行为？（2）学习者是如何发展这一符号系统的？ 　　1研究现状 　　社会文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二语习得领域认知派的强烈批评。认知派的观点集中体现在1993年《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第14卷第3期关于二语习得理论建构的专题中，代表了认知派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在随后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倡导社会文化理论的学者Lantolf[4]认为上述认知派的特征是强调理性，试图寻找普适、客观的理论对二语习得的种种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而社会文化理论主张二语习得研究本身并不是在寻求唯一真理，因为面对的并不是唯一客体，而是多重现实（mutlirealities）；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现实，人类知识是通过不同观点构成的，这种多元的观点构成了由不同符号和语言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会随着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改变[4]。自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二语习得的知名期刊如《二语习得研究》（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和《语言学习和技术》（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等纷纷出版专刊介绍社会文化理论。其中，《现代语言》于1997年第3期和2007年的增刊两次开辟专栏组织社会文化派和认知派之间进行讨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尽管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受到了认知派的激烈批评，但这并未影响近年来该理论的蓬勃发展。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州立大学语言习得中心的统计，自Frawley Lantolf[2]探讨了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可能性后，截至2016年3月，共有900多份出版物（包括专著、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等）利用这一理论观察和解释二语学习和二语教学中所涉及的过程[5]。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进行了一些理论介绍[6，7]和实证研究[8]。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包括两个重要理念：调节理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下文通过分析和评价上述理论的发展概况和相关实证研究，阐述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与教学实践的密切关系。 　　2调节理论 　　2.1理论发展概况 　　调节理论来源于维果茨基对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维果茨基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