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服“执行难”制度建设的两个问题和三点建议.docVIP

　　关于克服“执行难”制度建设的两个问题和三点建议|第1 内容加载中...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这样以来，一旦船只离去，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所载犯人是否能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粮断水。三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花费大笔资金，却没有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为此，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条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上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便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多支付了监督费用，却照样达不到预期目的。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就在于政府给船主的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政府应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船主的报酬。这样一来，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不仅不再虐待犯人，甚至主动请医生跟船，尽可能地让船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顺利地到达澳洲，因为在澳洲上岸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此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关于制度建设的比较著名的例证。 　　在安徽省太和县城南有一座大桥收费站，对所有过往小轿车都按10元钱收费，而阜阳市的出租车到达太和的费用仅40元，而把乘客送到太和县城一去一回，就要多收20元的过桥费，这样一来致使许多出租车想方设法绕过乡间小道，从老桥上过，以图节省20元的过桥费。后来交通部门就把老桥给堵上，但这样阜阳的出租车干脆就不过桥了，就把乘客送到收费站南侧，直接交给在那儿等候载人的当地黑车，乘客再付给黑车车主10块钱，黑车车主就大摇大摆地通过收费站，把乘客送到太和县城。同时，因为原来可以从老桥过往的车辆全部从新桥上过，加重了新桥的负荷，反倒使新桥桥面损坏，几乎成为危桥。为此，当地一位政协委员曾连续两年提出提案，希望收费站对阜阳去太和的出租车实行单向收费，即去太和过桥时收10元钱，在半个小时内返回的不再收费。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费站的收入，方便乘客，还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三全齐美，何乐而不为？但有关方面均以种种理由不予采纳。现在，除了乘客有特别紧急事情外，阜阳的出租车到太和几乎都不过桥，过桥的就从收费站外围的村子里绕行。更有甚者，在收费站附近的村庄里，却由老百姓自发地修路，让出租车绕道而行，每次收费一元，后来这一村收费，另一村效仿，在出租车绕行所经过的三个村庄里竟设了三个收费站，出租车觉得划不来，就有意见。据说，这三个村里的“人头”又召开了协调会议，三个村子轮流收，今天你收，明天他收，后天我收，利益均衡了，出租车又愿意走了。而在桥南等候载客的黑车也已成规模，少则几辆，多则十几辆，昼夜都有，而收费站却收不到阜阳出租车的钱。连老百姓都会自觉调整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却不会或者不屑调整，真不知道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 　　有人认为，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于是千方百计地去扶植某些企业，办开发区，人人上阵去招商引资，甚至以招商引资的数额去考评官员的政绩，有的政府还动员银行为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贷款，不惜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夹进去-为贷款提供担保。事实上，企业的经营政府是干涉不好的，而政府做担保，最后也很难承担责任，既而损害了政府形象。 　　当然，对于经济工作，政府还是有许多合理正当的事要做的，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增强本地区在税收、市场进入、教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制度竞争力，为企业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并尽可能合理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 　　但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偏离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范围，干了不少它不应该干的事情，这里就包括对司法机关正常执法程序的不正当干涉。 　　在此就引出了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克服“执行难”？ 　　我要说的执行难问题，不包括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依据错误的（即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有问题的）、执行人员素质低下等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而专指由于政府的干涉，明明可以执行而不能去执行的“执行难”。目前，由于政府干涉而导致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的往往涉及到一些规模较大的国营企业，政府干涉的理由还很冠冕堂皇：稳定压倒一切。说白了，就是别弄出老百姓上访的事来。其实老百姓上访并非什么坏事，一方面可以暴露一些地方官员在当地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还可以让上访群众的情绪得到一些宣泄，避免出现更过激的行为，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专门接待上访群众的机构（有些问题并非一个信访办能解决的），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