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网文摘.docx

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作品《旅馆客房》（?The Hotel Room）（1931）我人生中最忧郁的时光是在曼哈顿的东村1（East Village）度过的，与现在时隔并不久。那时我住在东二街的一所破旧的出租住宅楼里。每天早晨我都会穿过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给自己买杯咖啡。当我刚去到那儿时，树还全是光秃秃的，于是走过公园时我都会看看有还要多久才会开花。在城市的那个区域有许多社区花园，所以我可以观赏到鸢尾花和郁金香，连翘和樱桃树，还有一颗巨大的垂柳，似乎一整晚都垂着那飘扬的柳条，好似一艘即将起锚远航的船。我本不应该去到纽约的，或者说本不应该像这样呆在纽约。我在美国也遇到过一些人，之后马上就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曾经一起梦想的未来仍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于是我独自一人搬到了这个我希望在此安家的城市。我在那有朋友，但是生活必须的普通责任和习惯我却没有。我将所有那些细小却支撑着我的纽带都斩断了，自然也就感到孤独，一种比我在过去十多年的独自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更令人麻痹无力的孤独。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在这样一个以饥饿为耻的地方，这样一个别人都吃的饱饱的只有自己身无分文的地方，这是一种饥饿感吧。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会觉得艰难，觉得窘迫，觉得需要把这种感觉隐藏起来。外国人的身份并没有给我多大帮助。我总是在语言的棒球赛中跌跌撞撞，像接传球一样笨拙地接收信息又笨拙地表达自己。大多数时候我会去同一个咖啡店喝咖啡，透过它玻璃的正面能看见店里摆满了小桌，里面座的人几乎都盯着他们那发光蚌壳般的笔记本看着。每一次情况都是这样。我会点菜单上与过滤式咖啡最为接近的一个：中杯现煮咖啡。菜单板上用大大的白色粉笔写着这个。每次，毫无例外，咖啡师都会茫然地抬起头请我再说一遍。在英国我可能会觉得这很有趣，或者气人，又或者我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细节。但是在那个春天，这一细节在我的皮肤下种下了一粒粒不安和羞耻的种子。孤独的人身上会发生有趣的事。越孤独，他们就越难适应社会的洪流。孤独会在他们身边蔓延生长，像霉菌，像水垢，像是一种防止你与外界接触的预防药，无论你多么渴望与外界交流。孤独会聚积，会延伸，会让自身永存。一旦它挤满了你的生活，你就很难将其驱逐出去。每当我想到孤独又前进了一步，女隐士的小房间就会浮现于我脑海，还有腹足动物的甲壳。这听起来与偏执相似，但是事实上，医学研究者已经绘制出了孤独的奇怪增长模式。似乎一种最初的刺激会引发心理学家所说的对社会威胁的高度警惕。人们会在无意识中进入到这一状态，然后会倾向于用一种消极的态度体验这个世界，认为会有消极的事情发生，并记住消极的遭遇——无礼、拒绝或者摩擦的事件，比如我的在咖啡店的咖啡插曲。这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孤独的人更加脱离社会、警惕多疑、沉默寡言。同时，大脑的红色警戒状态会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孤独的人睡得不踏实；孤独会使血压升高、加速老化，还是认知能力衰退的前兆。2001年我无意间在《行为医学年报》（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上看到一篇题为《孤独那些事儿：对孤独的后果和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回顾》（Loneliness Matter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 of Consequences and Mechanisms）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说，孤独预示着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其实就是委婉地说研究证明孤独是致命的。我并不认为我与认知衰退有何关联，但是我很快就与高度警惕成了“至交”。在我住在曼哈顿的那几个月里，这感觉几乎就是一种痛苦的对这座城市的警戒，一种在偏执与欲望之间摇摆不定的过度反应。白天我很少会在这栋建筑里遇到什么人。但到了晚上，我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听见人们在离我的床几英尺开外的地方走过。住在我隔壁的是一名DJ，有时他的音乐声会将公寓淹没。凌晨两三点，暖气管会叮当作响地散着热气。有时快到黎明时，我会被东二街消防站的云梯消防车的警报声吵醒。他们队在911的时候失去了六名队员。在那些被吵醒的夜晚，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渗漏的地方，幽灵作祟、千疮百孔。我清醒地躺在平台式的床上，隔壁传来的贝司声不断敲打着我的前胸。那时我会想起这个地方过去的面貌，想起那些我听过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村的这个区域被称为字母城（Alphabet City)，因为这里有四条名为A、B、C、D的纵向街道。那时这里海洛因猖獗。人们在楼梯上，或者通过门上的小洞销售海洛因，有时排队购买的队伍还会延伸到大街上。那时许多的建筑都荒无人烟，有些变成了即兴毒品交易场，其他的则居住着一些艺术家——他们即将将此处变成艺术的殖民地。戴维·沃基纳罗维兹（David Wojnarowicz）让我最感亲密的艺术家就是戴维·沃基纳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