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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摘 要：分析各地出台的“‘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发现，各地的实施方案基本都形成了以“学历、技能、课程、平台”为核心的政策内容结构，但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且存在监督问责机制缺位的情况。同时各地的实施方案在政策目标、支持力度、助学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该政策的优化需要以“对接需求、强化措施”为路径，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回归责任、统筹发展”为核心，强化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行政权威；以“制度优化，提速增效”为目标，建立政策督导与问责机制。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求学圆梦行动；政策分析 　　作者简介：刘艳春（1992-），女，山东高密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与政策；李峻（1976-），男，湖南新宁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2016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政策视角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研究”（编号：KYLX16_0640），主持人：刘艳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7-0031-05 　　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有助于他们发展理念的转变与生产技术的提高，成为推动部分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1]，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008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系列文件，特别是2016年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的《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求学圆梦行动”）将农民工的学历与能力提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至2016年12月，广东、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等14个省、市结合当地情况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方案。通过比较发现，各省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各地“‘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的共性分析 　　各省、市的“‘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都是在教育部政策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出台的，是在“母本”基础上的“地方版”。正是政策的“同源性”，决定了各地的政策具有较大的共性。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较为明显 　　工具本位就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由国家制定大政方针促进农民工的学历与技能提升，其主要目的是使农民工更多地为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与此相对的是人本价值取向，即国家在充分认识农民工学历与技能提升的内涵与重要性，在尊重和遵循农民工个人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不但促进农民工学历与技能提升，还促进农民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政策取向。两种政策取向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两种价值取向都会发生作用，只不过一种是主观性作用，另一种是客观性作用。 　　政策目标是政策价值取向的具体化。透过政策文本可以发现，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在14省、市的“求学圆梦行动”中较为明显。除广东省的政策文本在“总体目标”中提出要关注农民工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等人本性目标以外，其余省份都将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如上海市的政策目标为“提升城市整体的创新能力，支撑服务上海新一轮的创新驱动发展”；陕西省的政策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脱贫攻坚’……等重大发展战略”；湖北省的政策目标是“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4个省、市的政策文本中类似的表达占13个，“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政策目标的关键词。可见，“求学圆梦行动”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价值取向。 　　（二）形成了以“学历、技能、课程、平台”为核心的政策内容结构 　　政策内容的“合法性”不但可以为政策赢得民意，还可以为政策的实施奠定社会基础，政策内容严重影响了政策效能的发挥，因此，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是政策的重要目标诉求。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来源于“政策主体的意愿和努力，更取决于政策对象依据特定的标准对政策的认知和判断”[2]。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内容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其内容是否与农民工的真实需要相契合。 　　乔伟德（2011），王利梅、唐燕儿（2015），马明、孙正林（2015），韦玲云（2016），袁成龙（2016）分别以江苏无锡、广东、广西、浙江等地为样本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工希望通过继续教育提升学历与技能的愿望十分强烈，而“学费过高”、“渠道不畅”、“内容缺失”等成为农民工参与继续教育的主要障碍。从14个省、市的政策文本中可以发现，所有省份都提出“提升农民工学历与技能”；有12个省份提出“创新培训模式”，如江苏省提出通过“‘成人高校招生面向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