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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 作者：季卫东 来源：中评网 来源日期：2010-11-30 本站发布时间：2010-12-2 17:29:50 阅读量：164次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中国法学会和法制日报社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同时，也感谢俞可平教授、张维迎教授、王晨光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研讨会。大家都知道，明年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这一段历史，如何重建共和，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讨论共和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政治体制，是中国人100年来所追求的非常重要的课题。而这样一个主题，现在重新提出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是在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非常本质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1980年的改革开放开始，记得当年张维迎教授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曾经为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奔走呼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社会开始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分化。2002年中国政府报告，前总理朱镕基曾经第一次使用弱势群体表述，也就是意味着至少中国开始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这样一种阶层的分化。这样的分化一旦出现以后，必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提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价值取向上也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变化。也许大家都读过林志军和马立诚两位资深记者出版的一本文集，题目就是《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从一种声音到五种声音，这是一个价值观多样化的非常形象的表述，即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和民主的声音。我们知道俞可平教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民主是个好东西”，进行了非常好的概括。也就是说，在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存在着多元化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一元化下出现共和不太可能，只有在多元状态下，共和的问题才能被提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原来的法律制度的设计是以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为出发点的，既然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那么制度建设也要重新加以审视和考虑。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很多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的延长线上开始关注法制问题。从钱颖一教授提出的好的市场、坏的市场，这样一个命题，好的市场需要有法制作为支撑，到张维迎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专门出版法学方面的专著，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制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国法学创新讲坛也同样是顺应这样一种时代的变化。 　　第二，从世界格局来看，也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生一些变化。大家一定会记得，在冷战结束之后，曾经有一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历史的终结”，认为从此天下会出现价值观一统的局面。但是很快这样一个寓言就被现实击碎了，在1992年亨廷顿就发表了非常著名的论文《文明冲突论》，虽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但“9·11”、伊拉克、阿富汗等事件冲突中不断证明文明冲突的存在。在这个时候出现关于价值同盟的主张，这样一种格局与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存在着几个关系的。中国政府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国际政治的层面是如何在价值观利益冲突中形成和维护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无论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价值观的冲突都是一个既存的事实，问题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怎样来实现共和?实现和平共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很容易产生利益倾向，当不同价值观出现的时候，当冲突升级的时候，一种很自然的条件反射，人们首先会固守自己的价值观，会特别强调身份认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无论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还是对核心价值的强调，都可以看到一种重新确认、重新强调实质性价值的趋向，在中国都正在出现。这样强调实质性的价值，当然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不得不提出，它的结果很可能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地方层面强调实质性价值，强调不同价值之间不可能达成共识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割据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早在1955年就有人提出来过，叫做新的中世纪。在1977年，沃菲斯再次提出，当全球化发展导致民主国家主权体制发生动摇的时候，结果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回到新的中世纪。 　　1990年中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在后期很可能回到新的中世纪。如果我们试图推动现代化，实现一个国内市场的整合，以及全球化市场，显然这个趋势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在地方性支持知识层面强调实质化，很可能导致我们国家的碎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并存，是以主权国家为框架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无论是信息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