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语曲折”及审美升华.docVIP

“造语曲折”及审美升华《雷雨前》最初发表在1934年《漫画生活》月刊的第1号上。读者可能熟悉茅盾为自己推荐这篇散文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一段话。他说：“我知道中学教科书中选了《白杨礼赞》与《风景谈》作为教材；我愿推荐《雷雨前》和《沙滩上的脚迹》……”（《茅盾短篇小说集#8226;序》）可见作家自己对这篇散文的珍视和偏爱。这使笔者想起一则文坛轶事：当年孙伏园问鲁迅，在他所写的短篇里“最喜欢的是哪一篇”，鲁迅则毫不犹豫地回答“《孔乙己》”。（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甘苦自知寸草心，最是功力圆满时。作家对自己某篇作品之所以偏爱，因为审美创造的直感与体验告诉他，那是在诸多作品的比较之中呕心沥血、举重若轻的得意之作；既然《雷雨前》是茅盾自我欣赏的一篇散文，那么通过文本细读来解析个中的“为什么”，对于读者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茅盾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等名著的小说巨匠，而且是一位创作了近百万言数量的散文家。《雷雨前》标志着作者散文创作从个人的浅唱低吟到关怀社会人生的思想转型。1927年及其后的两三年，《叩门》《卖豆腐的哨子》《雾》《虹》等等多是表现个人苦闷、彷徨、孤独的心灵历程；30年代以后，《故乡杂记》、《故乡杂景》等等则把的思维触角，伸向苦难的农村和农民的苦难，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这个创作思想的转变，是时代使然。――3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九#8226;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企图蹂躏和盘踞整个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纠结黑暗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文化阵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爱国军民，一方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进行着革命军事和革命文化两方面的“深入”，并且领导红军进行了奔赴抗战前线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934年10月17日-1936年10月22日）。《雷雨前》写于1934年的夏天，正是红军长征之前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动荡、最恐怖、最危难的时期，也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期盼革命暴风雨来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为“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茅盾，与鲁迅、冯雪峰等等“左翼”作家活跃在上海，与敌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进行着不懈的抗争。他以施华洛的笔名，在《文学导报》发表了《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一文。他慷慨激昂地召唤：“我们数十万革命工农及其先锋红军曾经怎样用他们的热血冲散了国民党白色军队的枪林弹雨，在赣南，在鄂北，在豫皖鄂交界，在敌人的尸骸上高举起我们苏维埃的大旗来！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我们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快要到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价值的贡献！这一切，这一切，都一定要在我们作家的笔下表现出来……”从这充满激情的话语，可以看出茅盾创作《雷雨前》之前思想演进的轨迹，还可以看出他为“快要到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创作的神圣的使命感。 就作品本身看，《雷雨前》是一篇单纯写情景的散文。作者按时间的物理逻辑顺序，从“清早”写到“上午”，从“午后” 写到午后的三点钟，很有层次地描述雷雨孕育的整个过程。“大雷雨”经过孕育而最后来临的自然景象，是如何寓意成为作者心灵的渴望与期盼？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这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关键所在。茅盾在《一九三五年的记事》中明确地说过他的初衷：“《雷雨前》……是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特别暗示：一九三四年虽然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对革命力量大举围剿的一年，黑暗似乎更深沉了，然而涤荡一切污浊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即将来临，长夜终将过去。”这就明确告诉读者，作者的这个构思是刻意的；评论家在评论文章中所言的寓意、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象征，说的都是作家的原创初衷，并非无根据的黏贴与拔高。 以自然界的“大雷雨”的来临，来寓意中国社会革命的“大雷雨”，是作品的第一象征喻体；以自然界“雷雨前”的闷热、干燥、灰暗和龌龊，来寓意一九三四年的反革命势力的黑暗恐怖和暴行猖獗，则是作品的第二象征喻体。如作者所说，这篇散文的写就是使用了“象征的手法”。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就说：“美感经验可以说是形象的直觉。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于心者只是形象。”所以在朱光潜看来，见到一株梅花，科学家关注其植物的属性，商人关注它的经济价值，而画家因为他是画家，则只关心梅花自身，即梅花的芬芳和它虬枝放逸的姿态。当自然界的“大雷雨”变成茅盾笔下 “人化自然”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灌注了作者生气勃勃的思想情愫。这也就是美学上常说的动态审美的“移情”。茅盾完成“以小寓大”构思，就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