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及吴承恩一样高明.docVIP

卡夫卡及吴承恩一样高明吴祖湘先生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中指出：“任何神话都产生于现实，由于现实问题的触发而幻想出来的。……吴承恩在他的志怪小说《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正是因为《西游记》这样立足于现实，才引起当时的轰动并得到广泛流传。”无独有偶，2004年2月21日《人民日报“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其对现实腐朽和邪恶的揭露和批判，因作者的才学和对现实的领悟程度不同，也因写作手法的不同，就有了显与隐、曲与直、雅与俗之别。吴承恩是用隐曲的手法，用引人入胜的离奇怪幻而又荒诞的故事，引领读者渐入他那被妖魔鬼怪、仙佛神道、琪花瑶草笼罩着的现实批判的思想佳境。” 这些话，可以作为我们解读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见人教版高中五册《语文》)的一把钥匙。小说写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看似荒诞至极，然而只要我们把这荒诞的外衣――记叙、描写、议论格里高尔似甲虫的文字剥去，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格里高尔作为当时的一个有家庭的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性格的方方面面。 小说共有三部分，这里以第一部分为例。剥去外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格里高尔，是一个卑微的“旅行推销员”，他“长年累月到处奔波”，要“这么早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否则“立刻就会被解雇”。“他是老板的一条走狗”，不能请病假。顶头上司秘书主任为他没有上班找上门来，后来因“脚跟灼伤”“大声哦了一声”，他就吓得“向后退去”，母亲也“倒在地上”，父亲“双手捂着眼睛哭了起来”。格里高尔“马上”向秘书主任道歉，说自己“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出差我就没法活”，请秘书主任“如实报告”给“经理先生”，“在公司帮我美言两句”。可是秘书主任对格里高尔的请求置若罔闻，笑着要离去。格里高尔只得千方百计“挽留、安慰、说服”秘书主任，以“博得他的好感”，因为“格里高尔和他一家人的前途全系在这上面”。为此，格里高尔甚至想让他的妹妹出面去“驾驭”爱好女人的秘书主任。不料这时发生了不幸：格里高尔在楼道上“跌倒下来”。母亲见了大喊“救命!”，“魂不守舍”地“扑进向她迎面奔来的父亲的怀里”。然而格里高尔反而“高兴”，觉得“最终摆脱一切苦难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了“尽快追上”秘书主任，格里高尔无暇顾及他的父母，但是“秘书主任似乎有所觉察，他一个大步跳下好几级楼梯，转眼不见了”，“这一逃跑似乎使迄今一直比较镇静的父亲也慌乱起来”，他“要把格里高尔赶到他的房间里去”，同时“只是一个劲儿拼命跺脚”；为了观察秘书主任的去向，“母亲不顾天气凉爽打开了一扇窗户，身子探在了窗外，她把手伸到窗外面捂住了自己的脸”。结果引来了“一阵强劲的穿堂风”，把“窗帘掀起来”，“桌子上的报纸”被“吹在地面上翻滚”。父亲见了“简直发了狂”，“大声嚷嚷要把格里高尔往前赶”，不顾格里高尔处境尴尬，“从后面使劲推了他一把”，使“他当即血流如注，远远跌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情节，哪里还有什么荒诞呢?有的都是生活的真实。公司老板居高把持，严密统治；秘书主任时刻监督，冷漠无情；雇员迫于生计劳碌奔波，虽安分守纪但厄运不断，终日在惶恐、痛苦、忧郁中煎熬。联系小说的写作发表年代，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这种真实的必然性。 《变形记》写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当时的奥地利是什么样子呢?作为高教文科教材的《世界近代史》有这样一段话：“广大群众生活上日益贫困，政治上也被剥夺了自由。各交战国家中，除了上千万的劳动人民被征入伍，到前线充当炮灰外，其他群众，包括老年人、妇女、儿童，都被迫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劳动时间长达十二至十六个小时。劳动人民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权利，罢工、集会、迁居的自由均被剥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后方，都变成了囚禁劳动人民的军事苦工监狱。”由此可以想见弱势家庭的处境该会多么艰难。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一家为求生而挣扎的情态，不就是当时弱势家庭生存状况的写照吗?卡夫卡自己曾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到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地质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说，在小说家看来，当时的普通人群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随时都可能异化为“物”。就是在这种“异化”的思想指导下，卡夫卡让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可怜的甲虫，借艺术手段形象地表现出他的社会见解：现实严酷，普通人群生存艰难，处在随时都可能被统治者宰割的悲惨境地。这种现实批判还见诸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他的长篇小说《审判》(1914)对奥匈帝国时期人民生命、权利的毫无保障以及官僚制度的腐朽作了深刻的暴露”(2000年4月19日《教师报)。 《随想》一文还说：“《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写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