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及重返现实主义.docVIP

底层写作及重返现实主义20世纪的最后15年，文学批评界讨论得最多的是文学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15年正是笔者在大学里讲授和研究文学的时代，由于深受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越来越远离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心于象征、隐喻、变形、曲径通幽的现代主义文学。总觉得凭经验写作的作家，想象力是十分受限制的，现实主义的小说看似十分接近生活的真实，其实又未尝不是被所谓真实的生活所局限。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文学批评界讨论的问题开始转向，讨论得最多的不再是文学与形式的关系，而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背后的理性关注点，是对20世纪最后15年当代文学现实性的不足及文学精神的逐渐衰落进行深度思考，其中，现实主义的理论被再次关注。许多刊物专门探讨“现实主义传统失落”或“现实如何重新主义”等问题，这些文章针对当代文学创作中暴露的具体问题，分析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并希望以此作为文学重返现实的途径。可以说，“重返现实主义”正在形成强大的理论呼唤，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格局和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出现的《最后的考试》引起了我的关注。 《最后的考试》与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名词“底层写作”密切相关。“底层写作”总是与“现实主义”同时出现。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底层”包含了生活的底层和创作主体的底层，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它又与乡村、矿区、城镇边缘地带有血亲关系。如何以一个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激情与责任心去表述底层？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他们的存在状态。很显然，“底层写作”应该具备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承担精神和对底层群体细致深入的历史性刻划和含蕴深广的社会内容。《最后的考试》正是这种写作的最好显现。 首先，《最后的考试》蕴含了当今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包括文凭至上的问题，考试诚信问题、贫穷问题、煤矿安全问题、交通安全问题、打官司索赔问题、甚至婚外恋问题，充分展示了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体现出作家人文精神倾向和社会责任心。而这一切均以“最后的考试”呈现出来。 《最后的考试》考什么？以主人公杨明方为首的一群人参加自学考试各有动机，杨明方是为了提干；马锋是为了职称；李晓丹是为了得到女儿的尊重；崔卫东是为了装门面，有朝一日把自己经营的餐馆改为“卫东大专早餐”，做个镜框把文凭挂在店子里。这种急功近利之风气正是当今社会浮躁风气的集中体现。 既然如此，除了杨明方，没有一个人肯认真读书，而是理直气壮想方设法地作弊过关。小说对此有许多精彩的描写。 小说的第一部分马锋打电话给杨明方问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杨明方说因为外出调查，书还没有时间看，马锋说，你小子不看书，叫我们这一大帮子怎么去参加最后的考试？马锋生气地说，你不看书影响的不只是你自己。这个难道你不清楚吗？马锋最后说，我不管你怎么办，这最后一科你一定得帮我们大家过。 小说的第三部分在“不见不散酒楼”，这帮需要靠杨明方才能够一科一科考试过关的“考试共同体”齐心协力威逼杨明方。这次考试究竟有没有把握，你说句话，柳大鹏的目光追着杨明方说，要是你真的没有把握的话，我就放弃这次考试。柳大鹏的话一出口，大家都怔住了。因为，这是他们都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 小说的第五部分描写这个“考试共同体”第二次去思洲参加考试前聚集到一起商量考场上如何传递答案，最终马锋打点了监考老师，杨明方只管在考场上放开手脚表演，考试一切顺利，结果皆大欢喜。 小说的第六部分描写了辅导《形式逻辑》科目的张老师的漏题。 小说的第七部分描写参加最后一次考试时杨明方和崔卫东所遭遇的车祸，崔卫东为保住杨明方能为已经等在思洲准备参加考试的马锋一干人的顺利过关，选择了牺牲自己。 以鲜血换来的最后的考试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 现实主义的文学直面人生，勇于承担，往往充满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悲剧或正剧风格。而这篇小说却充盈着喜剧色彩，甚至荒诞色彩。叙事也是娓娓道来，不急不躁。这就牵涉到这篇小说的风格。如“考试共同体在商议如何作弊时有一段精彩描述：“李晓丹说，杨明方用右手表示大题目顺序，翘起拇指，就表示是第一大题，食指就是第二大题，以此类推。举左手的拇指，表示第一小题，食指是第二小题，方法跟大题的一样张扬了。等于是公开跟监考的人作对。不好。马锋说，手势肯定不行。一用手势就跟前面搞混淆了。干脆甩纸团算了。杨明方说，甩纸团倒是可以，但我不能甩得太多，多了容易被发现。马锋说，你只甩一个，接到的人先不忙答题，迅速把页码抄好传给下一个。要开始传的时候，杨明方做个动作给我，我把监考老师的注意力引开，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就把纸团传了。答案信号、纸团传递的问题就这样定了下来。” 请原谅笔者不厌其烦的引文，因为这段描述充满了荒诞意味，“考试共同体”的集体智慧把考场如何作弊设计得滴水不漏。作者隐藏了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