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理论简说：政治学法学理论的新发展（下.docVIP

　　新制度理论简说：政治学法学理论的新发展（下 机制设计理论与制度安排 　　社会选择理论是一种抽象的规范理论，从元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可以假设他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了解所有人的偏好，从而能够确定那些帕累托最优点以及其它一些合理的社会选择目标。但是，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机制设计者没有也不可能了解所有信息，问题在于，在信息不完全（不具备可观察性(observable)，可测度性(measurable)或可确认性(verifiable)）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哈耶克认为：“社会理论的整个任务，乃在于这样一种努力，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的。”（Hayek，1967）。假如能够了解和掌握全部信息，那么，机制设计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优化计算问题，象计划经济那样的直接控制和强制命令就是最好的制度。这样也就不存在什么机制设计问题。 　　 　　机制设计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米塞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都献身于全人类的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目标，而在于它们用以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Mises, 1985]”。论战的另一方主将之一兰格的学生，美国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兹(他引入了至关重要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patibility）概念)在六七十年代创立了机制设计理论，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机制设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息成本问题，即所设计的机制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信息（运行）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乔丹（Jordan，1982）证明，对于新古典经济环境类，不存在其他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又比竞争市场机制使用了更少的信息，后者是唯一的信息空间最小且有效的经济机制。这就部分证明了哈耶克在30年代大论战中作出的判断。 　　 　　至于在纳什均衡行为假设下以及其它博弈解概念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在这篇综述里就不涉及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许多原始文献，笔者的博士论文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我们想强调的是，任何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都不得不考虑激励问题。我们要实现某一个目标，首先要使这个目标是在技术可行性（feasible）范围内；其次，我们要使它满足个人理性，即参与性，如果一个人不参与你提供的博弈，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那么你的机制设计就是虚设的；第三，它要满足激励相容约束，要使个人自利行为自愿实现制度的目标。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有一个绝妙的例子。中国通常对抢劫罪的处罚是徒刑，而俄国的处罚则是死刑，结果导致的是，在俄国因抢劫而杀人的案子非常多，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指控一个人犯抢劫罪。所以不适当的立法往往与立法的美好愿望南辕北辙。 　　 　　我们有必要在此提一下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不受法律规定影响的观点也表明：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斯，1994，322），但是即使是零交易费用情况下，并非一定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联系前述森的例子，吉巴德（Gibbard） 和凯莱（Kelley）等人基于一个强烈的契约自由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人们的可让渡的权利（alienable right）即 放弃权利的权利（right to give up right）。在这个故事里，李四可以向张三保证他会看这本书以换取张三的不读它，这样通过自愿的权利转移实现了帕累托改善。但问题是这个弃权方法也只是在包括此例的一部分问题中有效，在很大一类情形下就没有合适的社会选择结果了。并且它的能否执行是成问题的，因为，在缺少信息透明度（如没有有效的“法庭”来确认）的情况下显然两个人都有动力违背这个契约。显然，交易费用尚未成为一个可测度的概念，而外在的“法庭确认”以及广义的“制度运行成本（阿罗）应属交易费用之列。 （fw.ΝsΕΑc.编辑）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结合机制设计理论的其他成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了。完全集中决策体制确立的社会目标即使是合意的，也是难以企及的，在执行中会遇到来自信息和激励两个方面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有一些全知全能的人，如果我们不仅知道那些影响我们获得现在想要东西的因素，而且知道我们将来的欲望和需要，那么自由就没有什么地盘了。为了给不可预见和不可确知的事物留有空间自由是不可缺的。所有自由的制度都是对这个基本的无知的事实的适应，以处置机会和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Hayek,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