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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沉默权法律适用的思考与探究 　　所谓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一种权利。沉默权最先产生于英国十二世纪早期，以后各国刑事诉讼法对沉默权都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把沉默权推到极致。在刑事审判中，常发生被告人推翻自己在侦?私锥蔚挠凶锕┦觯?辩称自己并非自愿，而是刑讯逼供所致的情况。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取证十分困难，法官对此真伪难辨，对其供述不知该如何采信。如果规定了沉默权，这种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沉默权规则确立的一个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可以抑制刑讯逼供、诱供、骗供，从而达到保障疑犯的基本人权，实现其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趋向平衡的目的。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沉默权作为其中的基本原则，我国政府应将其体现在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中，并将违背沉默权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法律中设立沉默权规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其一，应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刑事诉讼总则规定“任何人都享有不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的权利”，同时废除刑诉法第九十三条中关于供述义务的规定，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做了正确的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强调，“坦白”即如实供述或老实交代，“抗拒”则不应理解为抗拒供述，应该表现为诬陷他人、串供、隐匿、毁灭证据、企图脱逃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道德基础和法律基础，其与沉默权的确立不仅不相矛盾，两者之间还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如果嫌疑人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那是其自愿放弃沉默权。能够坦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犯罪者主观恶性不深，是可以被改造的，对其从宽，符合刑事法律中认罪态度好、可以酌情从轻的规定。坦白从宽并不意味着不坦白就要从严，法律规定了沉默权，那么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时，其行为就不应视为“抗拒”，所以不应承受从严处罚的后果。沉默权的实施是用来对抗执法者执行的法律本身威慑力以外的行为的，如刑讯、变相刑讯、恐吓要挟、威逼利诱等，而一旦发生以上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强迫行为，沉默权规则此时就起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作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它当然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沉默权规则并不拒绝自愿如实陈述，即坦白，无论是英国的法官规则，还是美国的“米兰达”规则，都保留一旦疑犯自愿做了供述，就会被记录下来作为证据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表示他可以运用缄口不语的方式来反对自证其罪或被迫自我归罪，并不意味着他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撒谎、串供等方式达到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当有的被追诉者选择放弃沉默，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而有的被追诉者选择撒谎等方式抗拒，那么法律对两种不同的态度如何评价？如果一视同仁，显然有违公正，这时法律的正义体现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正说明我国现行的该项刑事政策在实现法律公正、执法公正方面和沉默权规则的利益是一致的。 　　其二，沉默权的确立是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设立自由任意性规定，即规定“通过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采纳为证据”，也就是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等权利。刑事诉讼程序据此规定禁止非法取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检察、侦?巳嗽北匦胍勒辗ǘǔ绦颍?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于实施非法取证的主体，有关实体法如刑法等均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但对于非法证据能否在程序上予以排除，刑诉法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相反，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目前只有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初步规定，但未对根据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而收集到的实物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作出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基本不予排除。可见我国法律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得十分简单，应把司法解释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升为立法，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行使沉默权和拒绝陈述权的例外做出明确规定。在美国，沉默权也不是绝对的，“米兰达”规则在实施三十多年后，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种种问题，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致使确立这一规则的联邦最高法院也不能不认为，僵硬地要求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米兰达”规则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一规则存在“公共安全例外”，即指如果不对被捕者立即进行讯问，将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就不应该遵循“米兰达”规则，可以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