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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来华作家创作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大量外国人士来华，创作了许多描写中国人民抗击日军暴行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对中国军民、城市、农村的描写，向外界展示了顽强的中国国家形象。学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主要从创作思想、创作动机、作品传播接受等角度展开，研究方法以传播学为主，没有结合文化研究的方法，不能有效总结这些作品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策略。 　　关键词：抗战 中国形象 研究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英勇行为吸引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关注和赞赏。大量国际友人因此来到中国，寻找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各地，创作了大量反映中国国家形象的作品，描写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敌寇的英勇事迹，塑造了新的中国国家形象，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对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十来年，随着学界对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重要性的理解，逐渐认识到抗战时期来华人员描写中国形象的作品的价值，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结合文本，分析了西方作家来华原因，作品价值，中国形象塑造等问题。全面分析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来华人士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对作品价值的研究 　　针对来华人士作品价值的研究，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界一般认为抗战时期形成了以《时代》、《生活》为代表的美国记者报道中国的热潮，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实现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描写，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这方面的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继南《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何萍《抗战时期中国形象的建构》、刘景修《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王学振《再论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城市形象塑造》、高鸿的《赛珍珠大地三部曲里的中国形象》等。 　　这些研究结合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并以抗战为界限，区分了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几个阶段，即抗战前的中国形象和抗战后的中国形象，高度评价了媒体对中国抗战事迹的正面报道。他们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形象随着中国现实地位的重要而高大，来华人士的行旅体验又使其对中国形象的描写更加可靠。新体验产生了新作品，新作品塑造了新形象。随着这些新闻报道的传播，中国的抗战形象为外界所熟知，特别亨利.鲁斯的领导的《时代》周刊以重庆为重点，从军人形象、政府形象、民众形象等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入手，覆盖了军事、外交、民生各方面，描绘了大轰炸下重庆真相，唤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心，为中国获取外界援助构建了理想的舆论环境，有效的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但是这种描写也带有一定的理想化的色彩。程廉结合《时代》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的《心影?》分析了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指出这种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是“打上了较深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意识和思维。”[1]在对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描写上是不难发现这点的。事实证明，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策略是有效的，客观上起到了提升中国形象的目的。 　　第二，对作家的研究 　　此类研究多结合创作主体的成长、游历经历和创作思想等问题展开研究，以挖掘影响创作的深层次因素。此类研究有郭洵澈的《亨利?卢斯与抗战期间中国新形象的创造》、郎艳丽的《论抗战时期在华居住的美国作家》、熊飞宇的《外国眼中的抗战中国》、李晓华的《抗战时期西方记者在华活动研究》、朱鸿召的《外国文人在延安》。 　　以亨利?鲁斯的研究为例。学界多从其父辈的传教经历入手，指出虔诚的宗教让他能够以平等、真切的态度去关注中国，使得他能够真正去关心中国人的命运，这种中国情结也促成了《时代》对中国题材的偏爱，成为《时代》积极报道中国抗战的直接原因。对白修德的研究也结合了他的成长经历，认为他受到家庭影响而尊重中国人和中国。同时还在汉学家费正清的影响下培养了对中国的兴趣，直接促成了他在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去抗战时的中国从事新闻事业。 　　在赛珍珠研究方面，国内学界首先从文化身份入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分析赛珍珠跨文化思想的源流问题，如分析中国哲学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在研究中使用了比较研究的视角，肯定了赛珍珠突破文化想象的局限，能以在华生活体验为参照，改变了长期存在的想象中国的创作范式。同时，也结合其个人文学思想分析了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另外也指出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误解，并由此产生的和中国作家的分歧。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董晨鹏的《文化动线视角下的赛珍珠现象研究》。近些年在赛珍珠研究方面的亮点是，通过数据平台，以主题、关键词等因素为参考，和其他诺奖文学获得者（索尔.贝娄等）进行横向对比，分析赛珍珠在中西文学及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在宏观方面，郎艳丽的《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研究》则总结了外国记者和作家来华的原因，指出自由、冒险和幻想等原因是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