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改良派和早期维新思想归纳.docVIP

地主阶级改良派与早期维新思想归纳 ——以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为本 （本文乃个人之作，形式难免有不规范之处，但自认为内容充实，恳请通过上传） 说明：本文依据李泽厚的论述，以主要人物为核心，对他们的思想特点做一归纳，并以此总结地主阶级改良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思想要素及政治主见。 龚自珍思想的特点和意义，主要是在于那种对黑暗现实（特别是对腐朽之极的封建官僚体系的种种）尖锐讽刺、揭露、批判，在于那种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社会讥评，在于那种开始隐隐出现的叛逆之声，这种声音在内容上触及了最易使近代人们感到启迪和亲切的问题——如君主专制、如个性的尊严和自由、如官僚政治的黑暗；而在形式上，这种声音又响奏着一种最易使近代人动心的神秘瑰丽、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色调。然而，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还不可能允许龚自珍“更法”主张有什么真正重要的社会内容，而只是如其所自称“药方只贩古医丹”。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和后来单纯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派也不一样。他和龚自珍一样，都非常渴望内政上的某些大变革。他指出，不能单靠锐利武器来御敌，所谓“此兵机也，非兵本也”。在思想上，“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此积患在魏源看来，是社会的空虚和昏暗。是故他和龚自珍一样，提出了一种“经世致用”——关怀国 商业，提出“工商皆本”，主张言“私”言“利”。 冯桂芬沿着魏源龚自珍的路子，进一步发展了思想。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他承上启下，是连接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思想历史中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但是，他们的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农民革命。他们既幻想着革命的到来，又蔑视下层民众的，要求维护封建等级的森严，要求对统治者服从和畏惧。 农民革命失败后，社会的发展只得通过上层来表现它的前进趋势。（因为中国社会只有两层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缺少西方近代形成的强大的处于中间位置的资产阶级），因此，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开始由民间移向中央。 洋务运动运用原有的封建官僚体系来置办近代企业，完全不讲求经济效果和经济规律，想着个人做官并借机发财，企业的亏损毫不在乎。所谓“官督商办”，就正是加在“商办”头上的一种封建镣铐。如何去掉这种镣铐，成为了王韬、马建忠、薛福成这些人物所思考的问题。 他们前期同洋务派站在一起，主张发展近代军事和重工业，但是，他们随即发现这一条路不能使中国真正得以富强，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要求政府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便利，“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马建忠更提出了“商战”的口号。“商战为本，兵战为末”。这种思想反映着民间资本主义的利益。他们的思想触及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其中心却仍是围绕着国家应该如何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讨论。他们的要求首先是“加税（关税）裁厘（厘金）”。其次，是采用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创办近代工业（轻工业）、矿物业。 马建中的思想主要强调商品贸易的流通问题，反映了民间商业资本的情况和要求；出身正统士大夫阶层的薛福成，侧重说明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反映了七十年代末少数官僚相继投资近代工业的情况，反映了地主官僚和商业资本向工业生产转化；商人出身的郑观应是七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思想家，他不仅提出“商业由商专办”，还要求商部定“商律”从政治法律上来保障“商”的权利。全面表达了当时民间工商业各种具体实际的利益和要求，强调提出必须振兴民族工业。此时的改良派，已经由“经济要求”上升为“政治要求”。 可是说，从王韬、马建忠、薛福成，到郑观应、陈炽以至九十年代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整个十九世纪改良派的经济方面的思想主张，贯彻着一种近乎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倾向。他们主要着眼在商品的贸易流通过程，不在生产过程。但是，他们当时只看到资本主义的外表和现象，不能建立真正的理论和系统的思想，没能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正式向皇帝上书，并在学会的名义下开始进行被守旧派斥之为“与会匪无异”的组织士大夫群众的活动。全国自发组织的学会、报馆、学堂达五十一所，冲破了清朝数百年严禁士人集会的传统法令，为资产阶级民主生活迈开了第一步。“虽名曰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变法运动由宣传走上实践的道路。 康梁变法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还不是表现在变法维新的具体政治经济主张中，而是表现在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上。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越的成就。也正是因为有着这种理论基础，是这些表面上与上一阶段相似的政治主张，有更急进的潜在意义和内容。 这些成就主要是指康有为装在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的套子里的历史进化论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