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应急措施要抓紧跟上-第1.docVIP

　　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应急措施要抓紧跟上|第1 　——河南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十年后的实践反思（15） 据官方新闻媒体报道，刚刚踏进2005年，全国已有２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宣布取消农业税。照着这种发展势头，预计2006年，其他省份也将宣布取消农业税。这比温家宝总理一年前承诺５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3年实现。对于9亿农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同时，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与国家的分配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预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正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大变革。 回首刚刚过去的5年，中央政府大力推进以“费改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既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也带动了其他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譬如，一旦所有省份都实现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而与之相配套的应急措施又没有及时跟上，全国几百万人农村干部就成为“没娘管的弃儿”。由此将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撂挑子”，使基层政权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甚至出现“权力真空”而引发社会秩序失控。总的看来，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和组织功能正处于蜕变、弱化、危机的前夜。这种判断决不是危言耸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镇政府虽有钱养兵却无钱给农民办事。据统计，在“费改税”之前，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为4100万人。其中，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数由1994年的225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2959万人，净增加了708万人，仅此一项每年需要增加工资支出1000多亿元。在行政编制之外还有大量富余人员，每年也需要一笔大财政经费支出。农业税取消后，像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县乡依靠自身财力，加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也不能保障干部的“吃饭问题”，更不要说维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了，弄不好就会出现“断档”。这比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农民自下而上搞“大包干”试验，带给农村基层政权的震荡与冲击，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因此，下一步乡镇政府将走向何处？县乡政府机关的富余人员将如何消化、分流？村级组织将如何重构？村组干部报酬的资金怎么解决？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矛盾是明摆着的。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那么将会带来极大的社会隐患。 （2）村级组织既无钱养兵又没钱给农民群众办事。近几年，国家一方面强调要让9亿农民实行“村民自治”，实质是把村组干部完全排除在政府财政体制之外；另一方面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坚决杜绝向农民统筹集资解决村干部的报酬，这样就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出现了“两张皮”，互相脱节而又缺乏衔接点。而农村工作离开了村级组织就不能正常开展，而村干部长期得不到报酬也不会白干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和解决村干部的报酬资金问题。但是，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接纳这支800万人左右的“农民干部”，并且比照国家公务员的选拔、使用、监督、考核、奖惩等制度，对这种非官非民性质的“村官”建立一套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政府决策层和学术界认识还不够一致，意见分歧也很大，真正地能够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尚需时日。 （3）离退职村干部满腹牢骚、等待观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广大农村干部几乎成了政府“代言人”，他们不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农村社区具有很高的声望。特别是1994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规定：建立适合农村基层特点的激励机制，使村干部干有所为、退有所安、老有所养。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或者对离任村干部根据任职时间和贡献给以适当补贴。在“费改税”之前，离任村干部一般都享受着少量的经济补贴，但在取消农业税后却被“晾起来”了。这不仅给离退职村干部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和心理伤害，而且还对在职村干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对离任村干部可不是一推了之的简单事情。 （4）村民组长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农村改革初期，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自动解散，实际上村民组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每个村民组至多保留1名干部。但这种“农民干部”人数众多，全国有大约400万人左右。在“费改税”之前，村民组长到乡镇或村里参加会议，一般都有误工补贴，每年还有少量的经济补贴。但农业税取消后，村民组长一职竟成了“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尤其是我国目前的多数农村产业化、组织化和现代化水平都比较低，大量民事纠纷主要依靠村民组长调解，其特殊功能根本无法替代。现在，这一大批“准农村干部”处于欲退不能、留又不情愿的尴尬境地。 （5）乡村干部债务缠身、处境艰难。从现有掌握的材料看，全国的乡村债务总额估计不会低于6000亿元，很可能已经突破了上万亿元，占中国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30%～ 50%之间，大大超过了长期建设国债的总负担。而乡村债务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