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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沉默权在我国可行之路摘 要：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司法准则接轨的步伐加快，特别是1998年10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沉默权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的热点。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正视沉默权这一问题，尽快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以及更好的保护人权。 关键词：沉默权；刑事诉讼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4-0192-01 一、探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沉默权诞生、发展与完善都是在国外，这一概念在我国提出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人们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还不是很理解和明白，司法实务界、法学界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争论，沉默权在我国能否适用，能否站的住、行的稳，的确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可行论”者认为，中国有建立沉默权的法律基础即宪法、刑诉法及刑法中有相关规定保障沉默权的建立，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有了很大的提高，即确立沉默权制度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再次我国的侦查技术手段和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基本具备了确立沉默权的有利条件。而“不可行论”者则认为，我国目前没有保障沉默权制度实施的相关配套法律措施，并且现阶段杀人、抢劫灯重特大案件急剧增加，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应当强化而不是削弱犯罪预防机制。 笔者认为中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有建立沉默权的法律基础。 （二）我国的刑诉法中，吸收了沉默权的部分精神。 （三）沉默权制度作为国际上普遍适用、且为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制度，应当结合我国实际在刑诉法中加以确定。 二、关于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初步设想 中国应当建立何种沉默权制度？在学术界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是“相对沉默权说”。其内容包括以下三点：（1）采取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如实陈述的措施，但不能将其沉默或拒绝供述作为从严处罚的依据。（2）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在犯罪现场将其抓获，犯罪嫌疑人不能以享有沉默权为由拒绝对此作出解释。（3）沉默权应主要适用于侦查阶段，至于审判阶段的沉默权，法律不必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种是“有限制的沉默权说”。此学说认为，沉默权规则主要用于侦查阶段，在确认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同时，还要向他们表明，他们也可以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提问，这些回答是否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还需要法庭的确认。在审判阶段，依然适用沉默权规则，但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也可以保持沉默。但对于被告人能够回答却不回答的，法庭则可以根据案情作出对其不利的推断。 第三种是“诉讼阶段说”。此学说认为，应当从起诉阶段起规定被追诉者有沉默权。主要理由是：在侦查阶段确认嫌疑人的沉默权条件不成熟，而从起诉阶段开始确认嫌疑人的沉默权不仅能防止一切不利后果的发生，也能增强公安司法人员的责任心，增强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同时，被追诉者在起诉和审判阶段保持沉默，而由他聘请的律师为其辩护，完全可以代其阻却非法追诉或不公正审判，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的有机统一。 以上三种主张的基调是一致的，认为中国只能建立一种有限沉默权，只是限制的方式不同而已，从一个侧面表明每种主张都考虑了目前实务界的承受能力，有鉴于此，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为沉默权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不断创造条件，除了提高侦查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外，还应从以下入手： 首先，进一步转变诉讼观念，在侦查、检察人员中进行思想及法律教育，让其明白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了高效、快速的打击犯罪，而不是对公民权利的随意侵犯和践踏。其次，健全证据规则。①健全证人制度，保证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出庭作证，同时承认一定范围内的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②确立口供自愿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完善口供补强规则，进一步实现庭审程序的实质化；③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严格区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严格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逐步要求公诉人负担完全的证明责任，坚持“疑罪从无”；④完善证据调查程序，限制公诉人的举证权何法官的裁量权，保障被告人的举证权、质证权以及决定是否当庭陈述的权利。 三、对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展望 沉默权，作为一项古老的尊重人权的制度，是公民抵御个别司法人员滥用暴力的有效武器，是现代民权法治社会的一块独特的试金石，是源出西方，但超越西方的全人类的优秀法律文化成果。与此同时，建立沉默权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并且第一次促使法律开始重视对公民权利的救济，这对听惯了“从实招来，大刑伺候”怒喝的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法学启蒙。[1]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各个地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