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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监管制度创新路径[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组织；管理规范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是指农村中的个体、家庭和微小企业等经济实体在所有权、自主权和经营管理权明晰的前提下，以社区组织的形式，自主开发和运用社会资本进行自愿互利的金融交易的社区行为主体。[1]由于我国的金融管制、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正规金融在农村信息不充分等种种原因，民间金融组织在农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其迅速壮大的过程中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相对于制度化的正规金融组织而言，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一直没有合法地位，处于灰色地带。现有监管制度存在哪些缺陷？原因何在？应建立怎样的监管制度以发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对农村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广泛存在的现实 (一)组织形式众多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的历史很长。发展至今，组织形式各异，最常见的主要有合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即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私人钱庄、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互助基金、典当行、小额信贷组织等等。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社会学研究》（05BSH032）的阶段性成果。每一种组织形式又可细分为不同类型。以小额信贷组织为例，其进入中国后的20余年间，根据各地实践已发展出运行模式各异的多种类型，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参照孟加拉乡村银行设立的扶贫经济合作社；中国扶贫基金会借鉴GB模式并结合中国乡村特点加以本土化而建立的“农户自立能力建设支持性服务社”（SSCOP）；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四川省贫困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会；专门以贫困妇女为对象，为其提供小额信贷、技术、法律、卫生等服务的宁夏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个人设立的赢利性小额贷款组织――龙水头村基金会；还有只贷不存、完全由民间资本构成的小额贷款公司等等。小额信贷引入中国仅20余年，即已衍生出众多运行模式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在我国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合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更是因地域、民族、时代等的不同而风貌各异，种类繁多。 (二)分布地域广 逾千年的发展历史，农村民间金融因其方便、灵活、易获得等特点，早已覆盖我国大江南北。虽然各地的形式有差别，但全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活动，比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基金”。[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从1999年至2002年对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覆盖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2 年末，全国共计有108个非金融机构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其所从事的小额信贷业务覆盖了全国554个乡（镇），4635个村，几乎遍及全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3] (三)资金规模大 不同的学者、机构采用不同的调查方式和计算方法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涉及的资金规模进行了估算。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市、区），82个市县，206个乡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的绝对规模在7405―8164亿元之间，被调查省份的地下金融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达28．7%。[4]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4倍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金融研究课题组的典型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56人中，有贷款需求并发生借贷的有119人，其中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贷款的为4人，仅占贷款人数的3．36%；从农村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人，占10．08%；从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贷款的人有103人，占86．55%。四川大学《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组2006年在四川、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6省12个贫困县开展调查，测算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未获满足的市场规模约在3200亿元左右。[5]同期课题组在甘肃进行的小额信贷影响评价调查得到的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00人中，2005年以来曾向农信社贷款的有27人，向小额信贷机构贷款的有86人；向农信社贷款的总量为85,500元，而向小额信贷机构贷款总量为260,500元，是前者的3倍。 二、现有制度缺乏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监管 无论从组织类型、分布还是资金规模来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监管却相当滞后。 (一)我国尚无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专门法律 目前我国金融业几乎为国家所垄断，相关法律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尚无专门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只是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如《中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