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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对非农产业溢出效应［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利用东中西部1998―2009年的数据和面板VAR方法考察了城市 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城市化的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间是非均衡的 ，并成为拉大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东部较高的城市化率通过人力资本积聚对非农产业 产生显著溢出效应；中部城市化溢出不明显，其非农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自身的 累积循环效应；西部城市化溢出作用非常微弱，其产业发展模式呈显著资金推动特征。本文 据此提出，中西部应采取更加主动的城市化政策来吸引人力资本集聚和技术进步，以更好实 现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目标。 ［关键词］城市化;非农产业; 溢出效应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当 前， 国内的人均收入已接近国际中等收入水平（约3700美元），46%左右的城市化率也处于城市 化率曲线的“S”形拐点附近，中国已走到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口，而城市化及产业发展的走向 直接关系到就业、内需及破解二元问题的成功与否。 Chenery基于基本跨国模型和1950―1970年的数据，研究了101个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后 发现，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NP、生产结构、劳动力结构等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1］ Lucas基于聚集经济和地区性报酬递增理论来解释城市化溢出现象，并首次提出城市化与 经济 增长的研究框架命题。［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虽然对非农 产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但对工资和住房成本却呈现负向效应，并藉此提出转变城市化模 式来抵消其负面作用。［3］ 一、理论基础、一般性描述及模型 （一）理论基础 诸多研究证明了城市化进程带来 的人口聚集，对推动人力资本积聚和技术溢出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化是实现经济长期内生 增长的有效途径。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并据此对经验方程推演如下。 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1-帷?Y〗（1） （1）式中，Y为产出，A为生产率，K为资本，L为劳动。我们重新设定一个代表技术进步的 生产率指标e，并令A=e1-帷Ｔ蛐碌目虏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表述为：Y=e1-K?1- =K (eL)1-?JY]（2） （2）式中，技术变量e可以看作衡量有效劳动力的指标，eL的乘积构成了经济增长中的有效 劳动力总数，这与城市化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集聚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实质是一致的 。同时，本文方程（2）中K是通过地区间的货币投放，具体通过信贷和财政支出两个渠道体 现。 （二）一般性描述 以30%的城市化率为分界线，中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村工业化 的停滞，东部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为此，我们首先对19 98-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初步描述（其中，货币数据均按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① 一般而言，信贷和财政支出口径衡量的货币投放代表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要素。图2中，rgo v代表人均财政支出，rl代表人均贷款余额。从存量上看，东部的人均贷款余额最多，2000 年以后提速明显，与同时期的城市化加速进程相呼应；而中西部的人均贷款余额明显较低， 长期维持在800元/人的水平。从增量上看，2006年后西部的人均贷款余额开始超过中部，另 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国的信贷投放增速达30%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 课题组对1997年后的信贷投放研究发现：一是重点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投向住房按揭为代表的个人消费信贷领域，这为东部地区城市化加速和人均信贷突增 提供了合理解释。从财政支出口径看，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小，但东部的人均优势上依 然明显；西部2000年后的数据也验证了西部大开发实施的政策支持。综上，东中西部获得的 货币要素资源同样是非均衡的，东部拥有绝对优势，而中部地区“中部塌陷” 特征是客观存 在的。 在目前中国典型的工业化特征背景下，非农产业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图3中，rp2 代表人均第二产业产值，rp3代表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维度的分化是明 显的，呈现出东部最高，西部最低的梯度发展特征。 基于上述现实，初步判断当代中国伴随着以东部为代表的城市化提速，相应引发了 人力资本、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而以人均产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水平的分 化也非常显著。问题是，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变化是否具有内在联系呢？这构成我们进一步 实证研究的目标。 （三） 模型及变量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认为城市化与产业发展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而应该是交融的，因此 ，本文选取适合处理内生关系的面板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作为对传统回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