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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转型及其监管回应[内容摘要]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自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以来的监管滞后，促使其创建目标性监管体制以控制全面市场风险。在我国，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代表的双重市场转型进展迅速，必须优化各分业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可以借鉴美国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在现阶段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制定实施细则，落实以央行为市场稳定性监管人的金融监管协调体制，并尽快启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全面监管。 [关键词]双重转型；金融控股集团监管滞后；市场稳定性监管；次贷危机 一、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转型与监管格局评析 在全球金融综合化转型浪潮中，我国金融分业格局逐步改变，特别是涌现了一批覆盖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期货等业务领域的金融控股集团，以及以资产支持证券、金融期货等为代表的衍生性金融产品，在机构和产品的双重维度上推动着金融综合化格局的确立。 所谓机构转型，即传统分业经营管制下的金融企业通过自生(organic)或者并购(aquisition)的路径进行组织扩张，成为可以在多个金融领域开展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或者准金融控股集团。所谓产品转型，即依托金融工程技术，传统的单一功能金融产品相互组合或者联结，成为覆盖多个金融领域及市场环节的衍生金融产品。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机构转型与产品转型是两股相互支撑的变革维度。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标志着金融综合化转型成为主流趋势，全球金融业开始打破分业经营格局，迅速向综合化转型。我国金融市场综合化进程虽然相对缓慢，但依然保持了与国际一致的演变趋势。 1988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开启了我国金融混业的初步尝试。商业银行开设的证券公司积极参与证券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和泡沫。因此，199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开始走向分业经营。而后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等则进一步从法律和行政规章上明确了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分业经营模式。然而，综合化经营始终是我国金融业实践中的既有现象，也是金融业发展的现实趋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信、光大集团等就开始控制银行、证券公司等不同领域的金融企业，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控股集团。随着全球金融变革浪潮的兴起，综合化经营开始成为国内金融行业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五种类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或者准金融控股集团。 首先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银行系控股集团。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也为了与具有综合营业能力的外资银行竞争，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向信托、基金、保险等领域扩张，并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外，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中型商业银行也进行了综合化布局。事实上，商业银行也是美国金融综合化转型的主力军。《金融现代化服务法》的主要突破就是对1933年《银行法》以及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支持组建综合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 其次是保险企业并购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目前成功的范例仅有平安集团。不过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硬性约束，平安集团的综合化布局最为健全，囊括了保险、银行、证券、信托、期货等主要的金融领域。 再次是产业资本介入金融市场而形成的控股集团。其形成路径主要是，一方面借助证券交易市场收购上市金融企业的股份，从而达到控股目的；另一方面借助政府力量创设或者入主地方性金融企业。德隆集团、天津泰达、海尔财务、山东鑫源等就是典型。但由于专业经验不足，套利冲动强烈，产业系金融集团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值得关注。 最后是由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组合成的金融控股集团。这种组合的线索是股权关系，而在组织架构上却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色彩。另外，从现阶段来看，这种地方性金融集团的协同程度并不高，更多的体现为股权和人事上的关联关系，而不是业务以及财务上的资源整合。 综上所述，尽管没有明确系统的立法支撑和确认程序，综合化经营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金融业的基本现实。随着金融期货等衍生性金融产品的来临，市场综合化转型已是毋庸置疑。与变革巨大的金融市场相比较，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化具有相对较大的滞后性。与分业经营的市场格局相适应，我国在上世纪末正式确立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实施严格的分业监管。为了适应市场变革，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然而，由于缺乏授权体系和高阶制度的支撑，金融监管协调会议制度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二、次贷危机暴露的全面市场风险和美国监管改革回应 综合化转型是金融市场的优化选择。从收益的角度来看，综合化经营通过互补性协作和创新性产品开发获取巨大的溢价效益。而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也有研究表明，业务多元化赋予了金融企业更多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