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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成品油定价新机制迫在眉睫定价机制的三次改革 1998年以前的长时期内，中国的成品油用户享受着低油价的待遇，那时石油价格的调整一直由国家确定，往往是一次调整长时期内不变。但随着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完全由政府定价已经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趋势。到了1998年，随着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两大集团重组，油价改革也拉开了序幕。 1998年以来国内原油、成品油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98年原油、成品油价格初步与国际市场接轨阶段，1998年6月3日，原国家计委出台了《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规定国内原油、成品油价格按照新加坡市场油价相应确定，原油价格自1998年6月1日起执行，成品油价格自1998年6月5日起执行；二是2000年6月份开始的国内成品油价格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阶段，即国内成品油价格随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相应调整；三是2001年11月份开始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接轨机制进一步完善阶段，主要内容是由单纯依照新加坡市场油价确定国内成品油价格改为以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成品油交易价格为基础，根据典型运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再由中石油与中石化在基准价上下浮动8％的范围内，制定出具体的零售价格。当三地市场前一个月成交价格加权平均后得出的价格波动超过8％时，国家发改委相应调整国内零售基准价。 总体看，前期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但要看到，前期的定价机制改革之所以运行得很不错，兼顾了各方利益，主要得益于改革时面临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国际国内石油供应相对宽松，油价相对保持平稳。而自2003年国际油价一路飙升后，现有定价机制便不堪重负，而且人为压低零售终端价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当前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弊端 长期以来，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三种：石油产量、石油需求以及为控制石油而进行的政治争夺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产量增长幅度有限而需求增加势头不减，再加上政治因素，使得国际石油市场出现了新的特点：低油价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国际社会要适应进入一个高油价、高成本的年代。这个大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原先在石油价格平稳时期所形成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不适应环境变化，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革。 其一，我们的油价参照物选取上存在“主观选取不当”的问题。中国参考的三种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分别是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价格，这三地分别代表产油集中的欧洲、中东和亚洲三个区域。却并不包括国际原油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参照物――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WTI)。对WTI的忽略，对前述三种原油的青睐，如今已显欠妥。其实，WTI彰显美国经济变化率，也是全球经济之风向标，理当尽快成为国内成品油定价的主要参考坐标之一。 其二，满足油价下跌的条件有些苛刻，而上调油价却相对容易。国家发改委规定，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连续22个工作日，二是国际市场三地原油价格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首先，在现代商品经济时代，22天的周期实在太长。而今的国际油价变化可谓风云变幻，一周甚至一夜醒来，价格可能急涨或猛跌。22日显然不能真实动态地反映国际油价市场的变化；其次，4%的变化看似公平，实质不公。因为油价涨上去后再降，基数已拉升，绝对值变大了。显然上涨和下跌之间不对称。 另外，中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仍停留在“部里煮”的浅表层，定价程序与油价信息仍然不公开、不透明。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不透明、地位不均等，有时即便是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价格暴跌了，有关部门仍可以将国人继续看作“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不是什么境界高低的问题，而是利益的牵扯在暗中发挥着作用。油价涨时，相关部门很激动，也很主动地公开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的价涨信息；而跌时，他们总会习惯性地反应慢半拍。为此，我们期待有专门法规来较正这种明显带有局部利益意味的行为。 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推进在即 现行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运行已近三年，基本理顺了原油与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关系，保障了市场平稳供应。但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调价周期过长、调价时间滞后、国内成品油价难以及时反映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定价公式透明度较低等。2011年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震荡，国家加强了对国内成品油价格的管控力度，但油价调整频率较慢，不到位幅度较大，导致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制的正常运行。 随着16个月来首次油价下调的落定以及资源税改革全国推广的临近，中国新一轮石油市场化改革的大幕就此揭开。目前，国家正在抓紧研究完善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改革方案，包括缩短调价周期，加快调价频率；改进成品油价格运行操作方式，增加定价的透明度等内容，并且